扶贫扶出“后遗症”

　　新近一期《半月谈》报道，在陕北革命老区，扶贫工作政策好了、力度大了，但因大包大揽，效果不尽人意，且出现“后遗症”：部分农民“等靠要”观念开始抬头，脱贫的主动性降低了，致富的依赖性增强了。更有甚者，就连日常生活，也指望政府救济、补贴，隔三差五到基层政府要钱，不感到没出息、没面子，还觉得很骄傲、很光荣。此外，有的农民宁愿在家打麻将也不下地劳动，受考核制约的扶贫干部不得不出来代劳——或进果园打药、拉枝，或帮着种大棚、卖蔬菜……

　　这则报道让人心里五味杂陈。扶贫，是政府为帮助老少边穷地区开发经济、摆脱贫困的一项社会工作。通过政府有组织、有计划、有措施的扶贫，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甩掉贫困帽子，早日过上小康生活，既是广大群众的期盼，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

　　我国自1981年开始扶贫以来，经过30多年的攻坚克难，力度不断加大，成效日渐凸显。不仅受到 联合国 有关机构的赞誉，而且为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有资料表明，从2010年实行新的扶贫开发纲要至2014年年底，我国减贫总量达到955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原来的17.2%，下降到7.2%。2013年世界银行报告指出，1980年－2008年，在日均1.25美元贫困线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中国减少了6.62亿，减贫成效巨大。

　　事实表明，扶贫既十分必要，又卓有成效。正因此，从2014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可是，在有些地方，原本很好的一件事，却落下了“后遗症”，令人困惑，匪夷所思。想来思去，其所以然，不是出发点有问题，而是着力点有误差。换句话说，不能怪当地农民，只能怪扶贫干部。

　　具体讲，问题出在“两不”上：

　　其一，扶贫不得法。直观的表现是，重视从资金上、物资上帮助，忽视从观念上、技能上帮扶。说白了，还是一种自上而下、一厢情愿的政府行为。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发展紧迫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挖掘。加上一些扶贫项目的设计、实施与管理等，不是包办，便是代替，忽视甚至排斥群众参与，无形中助长了农民的依赖思想。有道是，授之以鱼，莫如授之以渔。人都有懒惰和依赖心理。就像大人对待孩子一样，倘若一味娇生惯养，唯恐孩子吃了一点苦，受了一点累，难免把孩子惯坏了。我们知道，外因只是辅助因素，内因才是决定因素。大包大揽的做法，既不明智，更不科学，难免使部分扶贫对象养成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习惯。

　　其二，扶贫不对路。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扶贫工作不但要因地制宜，而且要因户制宜。有道是，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同样道理，不同农村、不同农户，情况也各不相同。因此，应当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扶贫办法。如，产业扶贫、科技扶贫、劳务扶贫、生态扶贫、对口扶贫、社会扶贫等措施，多招并举，多管齐下，才能扶到点子上、扶出实效来。遗憾的是，一些干部自以为是，习惯于拍脑袋、想当然，扶贫项目的设计安排，往往脱离了贫困户的需求，既违背了农民意愿，又背离了当地实际。更有甚者，从扶贫项目的实施，到扶贫工作的开展，注重的是能不能为自己添业绩。其结果，自然是事倍功半、不尽人意了。

　　医学常识告诉我们，对贫血患者而言，比输血更重要的是帮助其增强造血功能。扶贫工作不但要从长计议，而且要问计于民。既要从资金上、项目上帮扶，更要从观念上、技能上帮扶，以增强农民的致富意识、致富本领。扶贫不对路，表面看是方法问题，实质上是作风问题。试想，自作聪明、居高临下，大包大揽，不征求农民意见，不广泛宣传发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没有调动起来，怎么能如愿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目标，又怎么能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后遗症”呢？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