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那些年，他们曾掀起工运洪涛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创造的英雄史诗，长征也是名副其实的工运“播种机”。“播种机”最先开始工作的地方是瑞金。

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1933年初，在瑞金，全总执行局与苏区执行局合并，成立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陈云。此后，建立五大行业工会。长征前期中央苏区工会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央红军提供兵员补充、物质保障、输送干部。

本报特派记者在寻访中发现并阅读了大量工运史料，感受当时工运工作“很接地气”。接到采访红军长征前夕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工会和工人运动的任务时，心里有些犯嘀咕，主要疑问有：那个年代，工会都建立在经济比较发达，工人比较多的大城市，苏维埃政权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都在偏远落后的江西、福建山区，那里基本都是农民，怎么建立工会？

印象中，工人运动都是在大城市，比如上海出现过宣传民主思想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出现过工会领导的罢工斗争，出现过工人领袖顾正红、王孝和及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等，革命根据地几乎没有工厂，怎么开展工会工作？

苏维埃政权时代，国民党凭借武器、兵力上的优势频频发动重兵围剿，苏维埃政权带领红军浴血奋战，怎么会有精力、物力、人力去开展工会工作？

踏入革命老区，掀开尘封的历史，我看到了革命根据地工会带领工人举起的烽火，听到了那个年代工运大潮掀起的阵阵巨响。

工会篇

出了瑞金市总工会后，车子转了几个弯，就来到了我此次采访的第一个点———瑞金沙洲坝枣子排村。这里有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旧址。

1933年初，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从上海迁到瑞金后不久，与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就在这里办公。

我眼前的枣子排村经过了修缮，已经成为了一个红色旅游景点，各房屋之间都铺上了小路、草坪，种上了树木了，看上去比较规整有序。

整个枣子排村里还有不少中央机关部门，有中华苏维埃邮局、有印刷厂、有妇联等。

站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的门口，仍然看出当年的简陋。整个外墙几乎就是农民土坯房的颜色。

陪同我采访的瑞金市总工会赖副主席告诉我，这里原来是一户杨姓人家的私宅。

“你不要看他简陋，这里可是把苏区工会工作领导得有声有色的。”他特别强调说。

走进里面，看了那些图片和资料，证实了赖副主席所言不虚。从当时的组织架构图上，我看到全总中央执行局内设组织部、宣传部、青工部、女工部、文化教育部、国家企业部、秘书处等。并先后成立了农业、纸业、苦力运输、店员手艺、国家企业等产业工会组织。

赖副主席指着墙上的一组照片和文字对我说：“工会在当时大力开展了苏区工人运动，维护劳动法、保障工人利益、开展查田运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且走且看，史料彻底颠覆了我此前认为“苏区工会只是挂挂牌子”的看法，联系起来，今天工会的许多做法几乎都脱胎于此。

1、根据地时期就有了三级工会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中央苏区的工人运动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根据地的工人在全总苏区执行局的领导下，投入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建设事业和保卫红色政权的伟大革命斗争中。

1932年2月7日，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的黄家山隆重开幕，大会明确了今后工作的十大任务，并选举产生闽赣两省职工联合会和雇农工会。

在刘少奇和陈云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开始建立省总工会、县职工联合会和区、乡工会支部，并根据苏区工人队伍中占多数的是手工业工人、店员、苦力工人的特点，先后成立了中国农业工人工会、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中国苦力运输工人工会、中国纸业工人工会和中国国家企业工人工会。此后逐步完善形成了五大产业工会和五省职工联合会。当时会员约有25万多人。

2、苏维埃工会很注重《劳动法》

早在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劳动保护法》，这个《劳动保护法》把劳工的权益诉求变成了工人管理工厂和生产，这显然是“左”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

1931年11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但这个劳动法仍然提出过高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比如要求工厂“要无例外地给工人及其家庭盖宿舍”。

刘少奇、陈云感到了这个《劳动法》的严重错误。刘少奇在长汀检查工会工作时指出，左的错误倾向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会发生严重影响，必然会导致企业倒闭，兵士和农民都反感。此后苏区各业工会支部根据指示，认真改订已经期满的劳动合同，对过去在福利、工资方面的片面要求作了改正。

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工会改正《劳动法》错误的做法给予了支持，中央执行委员会出台了《关于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指出：经过一年半的实践证明，《劳动保护法》不适应经济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1933年4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人员重新修正《劳动法》，并于1933年10月15日开始生效，同时废除了1931年11月颁布的《劳动法》。新的《劳动法》更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如提出：超过法定时间的劳动，一般原则是禁止的，但得到工人和工会同意，以及所在劳动部门的承认，可以进行。这与今天的“综合计时法”如出一辙。

新的《劳动法》从苏区经济发展现状出发，兼顾了工人与企业，局部与整体的利益。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劳动法》无疑为工会“双赢”的宗旨奠定了基础。

3、工会合作社为红色苏维埃做出巨大贡献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工业基本上集中于几个沿海大城市，诸如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的山区，基本上以农民的小商品经济为主，几乎没有机器工业，只有少数县城有规模很小的资本主义工业。在当时，苏维埃政府要应对国民党的进攻，要满足苏区人民生活必需品，困难很大。苏区工会组织带领职工投入到经济建设中。

苏区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在工会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位于兴国县古龙冈的中央农具生产合作社成立

后，30多名手工业工人每月生产犁、耙、镰刀、锄头等农具5000多件，供给农民发展生产。

1933年8月至1934年2月，中央苏区办起各种类型的合作社12万余个，社员57万余人，拥有资金62万余元。其中生产型合作社也有176个。

这些合作社为苏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恢复和发展了手工业生产，安置了失业工人，调节了市场。

工厂篇

当日下午，我们驱车来到了距瑞金县城50多公里的冈面乡，这里曾经是红军兵工厂的所在地。

一路上，陪同的向导告诉我，1931年9月，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赣西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开始连成一片，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以瑞金为中心，在赣南地区有赣县、兴国、于都、吉安、吉水、泰和、安远、广昌等18个县。占有瑞金、兴国、于都等8个县城。在闽西地区有龙岩、上杭、长汀、永定等11个县。革命根据地的面积纵向有约750里，横约540里，人口在250万以上。怎么保证苏区人民生产生活，成了苏维埃政府的头等大事。

由于没有高速公路，一些路段的路面破损又比较严重，所以路上很难走，约颠簸了一个小时三刻钟，才来到冈面乡。

冈面乡党委书记曾进很热情，听我说完来意，立刻叫来了负责冈面乡史志编写的蔡秀柱。蔡秀柱已经68岁了，听说我是上海来的记者显得更热情。他告诉我，他跟上海有渊源。原来，上山下乡那会儿，在冈面乡插队的上海知青不少，老蔡与他们处得很好。

一番寒暄后，老蔡介绍：当时，苏维埃政府很重视发展企业来解决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首先抓军工企业，开设了枪械修造厂，生产医药纱布的织布厂、军用被服厂、印刷厂、斗笠厂、小型冶炼厂、铸造厂等。

其后还发展民用工业。规模最大的是中华钨矿公司，毛泽民曾担任总经理，该公司下面有铁山垅、盘古山、小坪等矿场，共有5000名矿工，1932年至1934年秋，产值达到200万银元。当时产量占到全世界的一半。

到1934年春，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工厂也有了33个，工人有2000多人。

在老蔡带领下，我们先后来到了位于金竹园的兵工厂总厂和位于上田蔡屋的分厂。

这两个工厂都设在祠堂内，都非常破陋，我们到来时，上田蔡屋的分厂正在修缮。

指着门上的工厂名牌，老蔡侃侃而谈……

1、兵工厂里也有劳动竞赛1933年底至1934年10月，由于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军向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官田的红军兵工厂转移到瑞金的冈面乡。各地兵工厂集中到冈面乡后，形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兵工厂。当时兵工厂的工人达到了600多，下设枪炮厂和弹药厂两个分厂。

设备是简陋的，但兵工厂的工人在一切为了革命胜利的大目标下，勤奋学习，努力提高技术，工友之间还开展劳动竞赛、技能比赛。

也有师带徒的学技术热潮。技术好的带教徒弟。许多人丢下饭碗就去学。有些人夜里没灯，摸黑研究技术，有人躺在床上还琢磨技术。就凭着这股热情和干劲，工厂的产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开始大转移，兵工厂的工人深知，红军转移需要枪支弹药，因此不少工人积极报名跟随红军转移。

2、这样的竞赛并不少见在于都县总工会，工会副主席廖和生给记者讲了这么个故事。1932年夏秋间，因正规红军离开，工会办的一家缝衣合作社为支援红军前方战斗，通宵达旦赶制军服，为了鼓励工人提高技术，加快进度，全面提高产品质量，缝衣社还与另一家缝衣企业开展裁剪、制作的友谊比赛。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大大加快了制作进度，约两个月就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今天，中国的兵器工业巍然耸立，应该是传承了红军时代的基因的。

工人篇

“你不要看当时苏区工人不多，兵工厂、民营企业及矿场的工人加起来也就万把人，但由于都来自贫苦家庭，对反动派有刻骨的恨，对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有发自肺腑的忠诚。所以他们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抛头颅，洒鲜血，在所不辞！”在兴国县总工会，工会办公室丁主任如是说。

在红军长征的渡口，他给我讲起了红军“工人师”的故事。

1、勇敢的“工人师”

创造100万铁的红军！

1933年，全总执行局响应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在同年“四一”、“五一”召开的苏区农业和店员、手工艺工人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扩红”问题。当时农业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农业工人师。同时，店员手艺工人工会决定，成立红军的店员手艺工人师。

一个猛烈扩大红军的热潮席卷苏维埃各个角落，成千上万具有高度觉悟的工人开始参加红军。

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不少感人的故事。

一位妇女鼓励丈夫当兵，还动员8个青年工人入伍。

一位叫孔庆凤的妇女，送新婚不久的儿子去当兵。在路上她对儿子说：你消灭了反动派，光荣回家时，我们再到这里欢迎您。

母亲说完话，新婚妻子也鼓励他：你要一心在前线打敌人，家里事你放心。

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在瑞金成立，朱德、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出席了成立大会，检阅了部队。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工人师”勇敢善战，奋勇杀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2、为革命鞠躬尽瘁的两位工会干部在苏区干部纪念馆，我看到了一个个牺牲了的工人烈士名单，辑录了其中两个故事。

邓振询的父亲去世时，年仅六岁。四年后，母亲陈氏终因无力承受生活的重担，不得不携子改嫁，来到一个泥水匠家中。从此，生活开始有所好转，邓振询得以念了几年私塾。后来他又跟着继父学手艺，成了一个泥瓦匠。可是，不久邓振询唯一的亲人———母亲去世了，继父也相继离开了人间。无依无靠的邓振询又重返故里，过继给伯父为嗣。苦难的童年，悲惨的经历，使年轻的邓振询充满了对不平等社会的仇恨，对新生活的渴望。

1930年2月，由于邓振询出色地领导了全县工人革命斗争，而“成了兴国全县工人运动的指导者，被选为兴国县总工会委员长，成了全县工人解放斗争的领袖”。

后邓振询被选为江西省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兼江西省职工联合会组织部长，后升任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

1934年10月，邓振询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邓振询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劳动部长。1936年9月，他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兼工农厅长，致力发展边区生产和经济建设，废除旧政权的苛捐杂税，为调动边区人民抗日积极性做出了贡献。

1943年8月3日，邓振询在江苏江宁布置检查工作时与敌人遭遇，转移中过秦淮河时不幸牺牲，年仅39岁。

刘启耀也是一名工人出身的工会干部，曾当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被敌人包围，经济困难。刘启耀想尽各种办法节省革命经费。在苏维埃俱乐部的民主生活会上，他郑重宣布：“我四月份已自带伙食，从五月份起，每月都自带伙食，一直到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为止！”

他说到做到，从1934年起，他坚持在家里带米到省苏政府办公，这一行动在江西苏区造成很大的影响，大家纷纷向他学习，节省公家伙食，支持革命战争。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刘启耀被留在苏区打游击。

1935年初，刘启耀在于都南部的战斗中被冲散，和部队失去联系，他不敢回家，便隐姓埋名，在遂川一带讨米。没人想的到，这位表面上破衣烂衫的讨米人，腰间竟缠着一大包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的金银。为了保存这笔经费，他宁愿自己去讨饭也不花费一分一毫。

1937年初，刘启耀在泰和县马家洲，召集一批苏区领导干部开会，会上决定成立临时中共江西省委。刘启耀才将他珍藏了3年的金银拿了出来，作为省委办公费。同志们对刘启耀传奇般地保存了党的经费无不敬佩。

1946年初，刘启耀因积劳成疾在泰和病逝。

……

风沙吹老了岁月，抹不去历史的痕迹。伫立在革命斗争的遗迹前，我仿佛看到了红旗招展、硝烟弥漫。仿佛看到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征程中，仍然高举红旗的红军战士。就想：我们应该也必须坚定信念，把红旗、把长征精神代代相传。（马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