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女生因乙肝歧视烧炭自杀 家属指责校方

30.04.2015  11:08


母亲陈小玲在天津师范大学校园里为女儿吴昕怡拍的照片。死者家属供图
吴昕怡的手机里,显示了两张烧炭的照片。死者家属供图
对于这份说明书,死者家属和校方发生了分歧。
有人在吴昕怡单间宿舍里发现她的遗书。

新京报人物工作室

■ 人物简介

吴昕怡 女,福建福鼎人,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大一学生,2015年4月10日,她在学校单间宿舍烧炭自杀。在学校的一次义务献血之后,2014年12月6日,她被查出大三阳,系乙肝病毒携带者;今年3月7日,被安排进单独的学生宿舍居住。

4月10日那天,吴昕怡没有去上一早的英语课。

如同大学校园里一次正常的逃课,没人在意。

在单独的宿舍里,她用一盆炭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她独居的第34天。

意外被查出的“乙肝病毒”,给她带来了灾难。

最后的时日,她一个人起床,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下课。

母亲陈小玲想过挽救女儿生命的各种可能性。

假设女儿的性格不那么脆弱、敏感;假设她没有住进单间宿舍;假设在她烧炭的那一刻,辅导员老师能听从陈小玲的急迫嘱托,去宿舍看一眼……

可现实中没有假设。

  宿舍的炭火和遗书

陈小玲坐立不安,女儿的电话打不通了。

4月10日下午4点左右,她给学院辅导员吴思打电话,拜托她去女儿吴昕怡的宿舍看看。

10分钟后,吴老师回复陈小玲“昕怡在图书馆”。

陈小玲还是不放心,在网上找最早一班到天津的车票。母女连心,她感觉“昕怡越来越不对劲。”

那段时间,昕怡和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累,心累”。

陈小玲说要去天津看她,她一开始很高兴,转而又说“别来了,算我求你。”

直到4月10日中午,女儿的话开始让陈小玲看不懂。

“mom(妈妈)是个坚强的人,所以无论有什么也要坚强。”

“你照顾好自己。”

陈小玲有不好的预感,女儿像在和她交代什么。

当晚6点多,她发给女儿的微信再没有收到回复。

李晓最先发现了事态严重。那天,她是第一个去敲吴昕怡宿舍门的同学。

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她回忆,吴昕怡白天曾发短信,“她让我晚上10点去宿舍找她,她想和我聊聊。”

发短信、敲门都没回应,晚上11点,李晓和宿管阿姨推开了623宿舍的门,“特别浓的烧纸的味道”涌来。

19岁的吴昕怡躺在铺上,盖着被子,双手握在腹部,身体已发紫冰凉。地上,半盆炭火正红。

宿舍楼道里没人闻到烟味儿。民警周永凯在勘察现场时发现,吴昕怡宿舍门的三边缝隙都贴着透明胶带,而且用了三条毛巾堵住地上的门缝。

“火盆旁有一箱炭,网购的。”周永凯说。快递单上写着“纯苹果炭5.5斤,蜡块两个。”

人们在宿舍里发现了吴昕怡的遗书:“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尽管深有感触,可是我觉得人生好长,看不到终点。”

远在福建老家的陈小玲,等到的是最坏的结果。

  “大三阳”带来的恐惧

最近,陈小玲闭上眼就能看见女儿的笑。

她想起女儿接到天津师大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眼睛瞪得大大的,一下跳了起来,扑到我身上,胖嘟嘟的脸贴到了我的脸。”

“妈妈,你知道那是多牛逼的学校吗?”高考556分,是吴昕怡高三发挥最好的一次。

在陈小玲眼里,女儿温顺乖巧,热心肠,喜欢搞怪,她曾把母亲的头像找来,配着《小苹果》的音乐做成动画。但在外人面前,女儿却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

吴昕怡喜欢在网络上“冒泡儿”,贴吧里,她取名叫“苏格兰_奶牛”,并描述自己的性格“粗犷、活泼、急躁”。

在校园里,新生吴昕怡没有给老师、同学留下太多印象。几位同学评价她:爱听苏打绿的歌,喜欢读书,总和同学去图书馆。

在一次义务献血之后,吴昕怡发生了变化。

去年11月底,学校组织大一新生义务献血,吴昕怡没有通过献血屋的筛查。到医院检查,她被确诊为大三阳,乙肝病毒携带者。

第一反应是害怕,她甚至以为“大三阳”是绝症。“妈妈,会不会没得治?”电话里,陈小玲听出女儿的声音在发抖。

让陈小玲担忧的是,女儿的室友也知道了检查结果。

她埋怨女儿不该告诉室友,“大家疏远你怎么办?”

陈小玲的担心很快在女儿的回应中得到应验,“室友不敢碰我的衣架,我的手机放在别人桌上,大家会把她们的东西赶快收走。”

高超是吴昕怡高中的同桌、最好的朋友。她鼓励昕怡多和同学沟通,告诉大家乙肝病毒携带者没那么可怕。

吴昕怡对高超说,她努力过,但有室友用短信回复她:“我们知道,但还是很害怕”。

同学张晴和吴昕怡住同一个楼层,她听说,上学期,吴昕怡的一名室友总到别的宿舍住,还悄悄告诉别人她得了乙肝。

陈小玲建议女儿请假回家,调整一下身体和情绪。

吴昕怡没有参加期末考试,提前回了老家。

争议中的“说明书”

休养中的吴昕怡按医生的嘱咐早睡早起,“她希望能好起来去学校。”陈小玲说。

开学前,原本平静的吴昕怡又紧张起来。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母亲,“学校那边怎么办,我怕没有同学会愿意和我在一起学习。”

临近开学,吴昕怡接到学院通知,要复查。

3月初,陈小玲带女儿去医院复查,检验报告显示,乙肝病毒DNA下降了2个值。吴昕怡兴奋地把检验报告当成绩单一样递给母亲,“妈妈,没想到我的病毒量下降这么快。”

身体的好转没能让吴昕怡顺利返校。

陈小玲回忆,学院的领导在电话里跟她说,得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影响正常上学”的证明。

“这个证明没法开。”林必定对学校的要求感到奇怪,这位福鼎市医院传染科主任回忆,吴昕怡曾找她请求开证明,“这不需要证明,2007年、2010年卫生部都发过文件,不得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入职、入学。”

林必定介绍,从复查结果看,吴昕怡仍处于乙肝病毒携带阶段,还没发展到肝炎。“携带者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不需要特别治疗。病毒携带期要让病毒和抗体在体内‘打仗’,如果保养得好,病毒量降到标准数值以下,也有脱离病毒携带者身份的可能。”

没有“证明”。陈小玲说,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强告诉她,学院按先例,提出让吴昕怡休学半年,和新一级学生入学重读。

“凭什么?学校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不能白白耽误一年时间。”吴昕怡拒绝休学。

陈小玲的说法是:学院领导告诉她,如果孩子坚持要来,学校只能给她调单间宿舍。“还让写一个书面材料,说明她是自愿住单间的。”陈小玲说。

4月20日,这份抬头是“父母说明书”的复印件中显示,“吴昕怡同学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将单独居住,本人自愿承担一切关于‘由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而产生的身体及精神问题的后果。”说明书的末尾用括弧补充,“在单独居住期间产生的身体及精神的后果自愿承担”。

陈小玲记得,3月5日,在说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她把笔一摔,“我们这是在学院‘不想休学就得住单间’的压力下才写的。”

马强不认为这份“父母说明书”带有强迫性。

4月20日,新京报记者以死者家属身份,陪同陈小玲来到学院。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强说,住单间“是学生和家长自己的决定。”

马强不认为她遭到同学排斥,他说,吴昕怡检查出大三阳后,学院曾向她的室友们普及常识。“学生们都很理解,但大家反映,吴昕怡开始疏远她们,在宿舍里大喊‘我的血很脏’,和大家交流也改成用短信。”马强说。

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莉证实了马强的说法,“住单间(宿舍)是学生本人和家长向学院申请的。”

张莉说,学校宿舍资源紧张,“从宿舍设置上就没有单间这一说”,但考虑学生和家长的要求,学院多方调整才给她安排了一个房间。

“当时还有学生劝她别单独住。”张莉说,从该生住单间的必要性、宿舍资源和安全上考虑,学院也不建议单住。但由于学生一再坚持,学院考虑“学生申请不能空口无凭”,申请性质的说明书也是在履行程序上要求她写的。

张莉表示,对于乙肝病毒携带者,学校在学习生活上和其他学生没任何差别对待。

对于学院建议吴昕怡“休学或跟下年级学生重新入学”,张莉称,这要根据学生的身体状况,如果学生在某种疾病的发病期,肯定会建议他休学、回家治病休息,“我们也要对其他学生负责。”

  只有玩具熊陪伴的“单间”

吴昕怡住进了单间,623号房。和原来的宿舍门对门,只隔了一条走廊。

那间宿舍靠近楼梯口,原本备用为学生的自习室,里面堆满了别人暂放的东西。宿舍仍然摆着4张床,三张空着,她睡在靠窗的一张。

临上学前,陈小玲为女儿准备了单独的餐具,“免得同学说,咱们尽量自觉点。” 在陈小玲看来,女儿被“隔离”了。吴昕怡开始还安慰母亲:“一个人住一间不错啊,有单独的阳台,空间也大。”

多位同学说,班上“大多数同学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很多人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住单间,同学刘畅问她,得到的答案是“我喜欢一个人住。”

同学张晴觉得,独居让吴昕怡变得敏感,有次聊天,吴昕怡突然问,“我是不是很烦人?”张晴赶忙说“不会”。

这让好友高超觉得可怕,“她绝不是个独来独往的人。”高超的记忆里,吴昕怡是喜欢和同学一起爬山、看电影,扎在同学堆里说笑的姑娘。

起初,吴昕怡用读书去适应独居的生活。3月12日,她在朋友圈写道:每天要在必要时间关机去图书馆,“沉潜是为了更好的崛起。”

她曾试图在同学们的印象中“崛起”。

3月20日,班里改选。讲台上,一名班委突然落泪,说班级工作不好做。

同学张晴记得,这时吴昕怡上台,说她愿意试试宣传委员,“她视频做得很好,当时,很多同学投了她的票。”

结果是落选了,但张晴并没看出吴昕怡有多失落。

让同学们注意到的是,除了上课和集体活动,吴昕怡总是一个人。整个下半个学期,她都独来独往。

3月17日是高兴的一天,她发朋友圈“再也不是一个人了。”照片里,一个大毛绒熊玩具靠在书桌上,那是朋友从甘肃寄来的。

她发给妈妈的照片里,戴着耳机,比了个剪刀手,蘑菇头下的面庞没有笑容。

“你有没有从我的自拍里看出我的孤独?”她问妈妈。

  最后一次挽救的机会

听了这话,陈小玲心酸。

刚离开自己身边,女儿就在一个大城市里变得沉郁、孤独。而这个女孩,并不是她亲生女儿。

陈小玲觉得是缘分让她和女儿相遇。生完儿子后,要个女孩一直是她全家的梦想。考虑计划生育,她没有再生。

30岁那年,在邻村见到了6个月大的吴昕怡。朋友家超生的老三,被陈小玲抱回了家,当宝贝一样养大。

吴昕怡读初中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生母陈花妹和她感情很好,“她也喊我妈妈,我告诉她可以叫我名字,毕竟没养她,很愧疚。”和陈花妹聊微信时,昕怡总会撒娇地喊她“麻麻”。

“我有两个爸爸妈妈疼我,爱都是双倍的。”吴昕怡告诉姐姐,她觉得很幸福。

幸福止步在19岁这年。

陈小玲想起女儿生前的心愿:想考研,想“一点点把头发留长,告诉自己可以改变,也给身边人一个惊喜。”

她回想最后一次能挽救女儿的机会。

女儿死后,陈小玲在孩子的手机里发现了两张她在宿舍烧炭的照片。照片从床上俯拍。一张炭火刚燃,另一张炭火正旺。

照片拍摄时间先后为4月10日15时58分、16时30分。陈小玲的通话记录显示,15时55分,她给辅导员吴老师打了第一个电话,拜托吴去女儿宿舍看看。

辅导员吴思没有去吴昕怡的宿舍。她对陈小玲解释,“学生说在图书馆,老师也不好打扰。”

吴老师说,事发前,她完全没看出吴昕怡有任何异常。

“一件事情发生了,它的诱因很多,很复杂,想要探清她的内心世界,太难了。”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强劝慰陈小玲,“如果能早点发现,谁都不会冷漠地去处理这个事。”

(在校学生均为化名)

A16版-A17版/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天津报道

(原标题:吴昕怡被查出“大三阳”后的12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