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给“美国梦”敲响警钟（国际视点）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一次的调查，2012年美国的贫困率为15%，4650万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18岁以下青少年的贫困率高达21.8%。相当一部分有工作的美国人收入不足以养家，需要公共救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美国梦”听起来是激励人心的，但除非美国作出体制性改变，否则，“美国梦”对多数人来说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

　　年初，记者的邻居马格雷特家来了一位“蹭住”的亲戚。她58岁的外甥比尔·尼科尔斯在4年前失去了工作，单身的他无力支付房租，特来向马格雷特求助。不收留他，比尔要么流落街头，要么提前套现退休金。而如果提前套现退休金，他62岁以后的日子将更加没有保障，马格雷特只得应允。于是，比尔租了一辆小货车，把自己的家当搬了过来，如今仍“蜗居”在马格雷特家的地下室里。

　　失业多年的比尔坐吃山空，只好到姨妈家“蹭住”

　　“这4年怎么过的？”面对记者的问题，比尔只说了一句：“糟透了！”

　　经历长时间失业，比尔陷入极度抑郁。如今，他情绪低落，沉默寡言，见人也不打招呼，甚至和马格雷特都很少说话。记者只能从马格雷特那里了解他的一些情况。

　　比尔是马格雷特大姐的儿子，他从未结婚，父母也去世了，多年来，一直孑然一身。

　　以前，比尔曾过着安逸的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他开一辆雪佛兰两门小轿车，因为想省去打理房子的麻烦，他选择租房，一直没有买房。他也曾经小有积蓄，并做一些金融投资。从他拉来的家当中，记者看到一辆旧自行车，看得出，比尔曾经也是勤于锻炼、热爱生活的人。

　　比尔从14岁就开始打工挣钱，曾到乔治·梅森大学进修两年，获得建筑工程师文凭。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先后在3家公司工作，都是担任建筑工程师。但4年前，公司裁员改变了一切。他所在的建筑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决定整体裁员，将建筑工程转包给分包商。比尔失业了，生活就此改变。他睡不好、吃不好，人消瘦了许多。

　　比尔也曾努力找工作，想找回往日的生活。然而，金融危机和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对美国整个就业市场造成重大打击，加上年龄大了，始终没有公司愿意聘用像他这样长时间失业又临近退休的人。比尔变得越来越消沉。马格雷特安慰他：“尽管你的年龄是个劣势，但相信会有转机，会找到工作的。”比尔气冲冲地回答：“不是还没出现奇迹吗？”

　　领取了一段时间失业救济金后，比尔的失业救济也被切断了，没有了任何收入来源，只能依靠原来的积蓄生活。几年后，比尔坐吃山空，只好到姨妈家“蹭住”。

　　最近，比尔找到一份在一家食品超市打零工的工作，但每周工作时间不固定，取决于超市需要。

　　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机遇，甚至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比尔的故事并非特例。2013年7月，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纪录片《两个美国家庭》，在20年的跨度里，这家电视台的镜头对准了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两个家庭。1992年，两个家庭的男主人都失去了在制造业工厂的工作，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们始终在与贫困做斗争，当他们找到新工作时，往往要工作更长时间，换取比以往更少的收入和福利，日常开销的账单和债务堆积如山，家庭关系紧张。

　　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调整过程已经超过5个年头，失业率降到了6.3%，但数字并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因为这个数字并没有反映像比尔这样“就业不足”的情况。同时，失业率的统计把那些长期失业而放弃找工作者排除在劳动力大军之外。

　　位于纽约的“民主”智库高级政策分析师艾米·特劳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经济安全正变得难以企及。人们努力工作很多年，到头来许多人仍无力养家糊口。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3年进行的调查，2012年美国的贫困率为15%，4650万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18岁以下青少年的贫困率更高达21.8%。相当一部分有工作的美国人收入不足以养家，需要公共救助。她说，“美国梦”听起来是激励人心的，但除非美国作出体制性改变，否则，“美国梦”对多数人来说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拉吉·切蒂领导的“公平机遇项目”的研究也证实，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在过去70年一直很低，美国社会底层的人向上流动的机遇，甚至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今年78岁的马格雷特，退休前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马里兰州和华盛顿特区分会的政治主任。长期从事工会工作的她，对于美国中产阶层的艰难深有感触。如今，马格雷特仍在为马里兰州一个政府机构服务，每周工作两天。谈到美国贫富分化加剧和中产阶层的挣扎，马格雷特愤怒地说：“美国的体制不公平。这个体制不是为普通百姓而设的，它是为金钱、富人和大公司而建立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丁·吉伦斯在《富有和影响力：经济不平等和美国的政治权力》一书中写道：“美国政府的确对公众的诉求做出回应，但这种回应强烈地偏向最富有的国民。在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诉求对政府采取什么或者不采取什么政策基本上没有影响力。”

　　拿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议案为例，马格雷特说，当代表企业主的利益集团找上门，和议员说这会影响企业的成本，而这位议员又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竞选资金时，他就退缩了。
　　（本报华盛顿6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