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编制“围城”

2016年国考在即，据人社部透露，今年有139万人通过报名，基层职位报名人数增加。“有编制”的机关事业单位职位一直是青年求职者艳羡的岗位甚至是首选。不少人认为大城市的好工作不如地方“有编制”的工作。“编制”代表着“体制”，筑成了一道身份、地位、稳定等等的“围城”。“围城”外的人羡慕它代表的身份与稳定，为入围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围城”内的人感叹，“人生仿佛是躺在温暖的棉花堆里，失去了触底反弹的力道与动力”。

——记者手记

“编制”的诱惑，全家人的“围剿”，让陈琦放弃了北京光鲜且高薪的工作，回到了河北邯郸。

2015年2月23日，“换个有‘编制’的工作吧。”这天晚饭后，父亲陈立开门见山。很快，关于工作的分歧最终升级成一场“家庭战争”。

陈琦研究生毕业的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727万。一路“厮杀拼抢”，她终于在求职大军中冲出重围，被北京一家全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录用。

灰蓝色的玻璃幕墙散发出都市的气息，穿着时髦的白领从旋转门里进出。北京东三环的CBD，陈琦的公司写字楼就矗立在那里。她喜欢在夜晚加班时，俯瞰三环路上的车水马龙，北京新地标——央视新址“大裤衩”正在马路对面闪闪发亮。“华灯初上的北京，让人对未来充满想象。”陈琦说。

不过，对女儿这份高薪水、“高大上”的工作，陈立觉得“并不理想”。

52岁的陈立，在邯郸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1986年大学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这家事业单位，从科员到处长，从毛头小伙到两鬓微白，他已在这里工作了近30年。

在陈立看来，事业编制不仅意味着“吃皇粮”，更意味着安全感和终生保障，意味着不必担心所在行业的跌宕起伏，不必理会经济环境的风云突变。1999年，国企改革拉开大幕，在纺织厂做女工的妹妹陈芸下岗，此后一直四处打散工为生。妹妹的遭遇让陈立更加确定“编制”的重要，他希望“编制”能将自己此生经历的稳定“接力”给女儿。

据2015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的一项调查显示，51.5%的受访家长希望子女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64.6%的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家长倾向让子女走相同的职业道路，而在私企工作的家长，仅有1.9%希望子女到同性质单位就业。

“编制”，本是一个中性词，包括一个单位的人员数额、人员结构、职位配置以及领导职数等基本内容。在我国，大多数人理解的编制，指“财政拨款的编制数额由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制定，国家机关属行政编制序列，事业单位属事业编制序列”。

这样的“编制”一如陈立的理解，意味着身份、体面、稳定与保障。

“乖乖女”陈琦最终决定尊崇父母的意愿。

2015年6月，陈琦辞去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参加了邯郸一所高校的辅导员考试并被最终录取。

在这座人口超过900万的三线城市，陈琦得到这份有事业编制的工作并不容易。她求职的传媒学院应征人数超过100人，而最终被正式录用的只有2人。就在同年的公务员招考中，该市政协科员职位的报名人数达2269人，竞争比为756:1。

新学期开始，高校辅导员陈琦过上了“朝九晚五”生活。确实如父亲陈立所期待的那样，高校“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适配关系构成了一种人员的稳定，很多人都是“从一而终”。

“编制”的价值很快体现出来。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共有事业单位111万家、事业编制人员3153万人，作为其中一员，这一稀缺“身份”让陈琦在相亲市场上身价稳增，很受欢迎。

和陈琪同期进入单位的还有几名“编外”辅导员，很快，她发现自己与他们不同。他们几乎从不请假，甚至自愿加班，很多人努力在期刊上发论文或者偷偷准备博士考试。她猜测，主要是“为了争取每年两个的转正名额”。

尽管《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同工同酬”的规定已经使得“合同工”享有与“正式工”同等的权利，但是并不能完全弥合“心理”上的落差。合同期满后是续聘还是另谋出路？自己清晰的晋升通道是怎样的？陈琦坦言，还不用考虑这些只是合同工考虑的“不稳定没未来"的问题。因为她的未来几乎可以看得见，几年评职称，几年升职，这些东西突然在陈琦内心觉得踏实又富有优越感。

“体制内外更多是生存逻辑与思维方式的不同。”对比现在的工作和北京的工作，陈琦发现，编制内的工作更讲究“论资排辈”与“规则意识”，而编制外的工作往往是结果导向，付出与回报的相关度更高。

“人生仿佛是躺在温暖的棉花堆里，失去了触底反弹的力道与动力。”陈琦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描述自己“稳定的焦虑”。这种“一眼望到头”的人生，让她感到些许不安。然而这份对于编制“温水煮青蛙”的抱怨，在她的很多同学看来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她在邯郸一家企业工作的高中同学，仍然坚持每年参加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招考。在于10月24日结束的2016年国考报名中，共有139万名考生通过报名审核，11月底他们将为公务员的行政编制征战考场。

“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陈琦觉得，看不见摸不着的编制，也像是一座“围城”。

事实上，事业编制早已不再意味着“一劳永逸”的“终身制”。陈琦与单位签订了5年的聘用合同，一旦出现考核不合格等情况，单位完全可以提出解聘。而自全面开展事业单位聘用制以来，在很多地区的事业单位，合同到期重新竞争上岗的尝试，已经让聘用制的“鲶鱼效应”显现。而在北京，高校取消编制管理的试点将在2015年年内启动，这一试点被认为“为改进高校科研人员的薪酬和岗位管理制度，破除人才流动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科研人员在事业单位和企业间的流动提供可能”。

最近，时常有“在编”人员跳出体制，实现职业生涯“转身”的新闻见诸报端。在被问及是否还有勇气“出走”时，陈琦显得有些犹豫，她不知道自己到时是否还有资本冲出“围城”，更不知道自己能否重新适应“丛林法则”的残酷。而一旦“围城”消失，陈琦们也将面临新的人生抉择。

2016年、2017年......陈琦们的故事还会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