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自愿加班”为啥没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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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49岁的修路工人张永树，在江夏区一条乡村道路的施工现场昏倒，经抢救无效身亡。病例上显示送医后张永树神志昏迷，呼吸急促，体温41℃。死亡原因被认定为：热射病（中暑），多器官功能衰竭。

据悉，张永树所在工地每天工作时间都超过10小时，远远超出了国家的相关规定。但家属据此质疑时，施工单位却表示：“工人们为了多挣加班费，自愿选择加班”。

这种推脱责任的说法，让网友们十分愤慨，甚至有人讽刺地说：没有会兑现的高温补贴，也就没有不自愿的加班加点。

施工方说”自愿“，工人却说“停不下来”，你信谁？

8月是武汉传统的“桑拿火炉天”。8月4日，气温飙升到37℃，烈日炎炎，在户外多站一会儿，都让人头昏眼花。而修路工人张永树和他的工友们，每天在长约1300米的水泥道路上进行着高强度作业，不能停工，轮番上阵，吃饭都匆匆忙忙。10小时，成为他们普遍的工作时长。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当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这么长的施工时间，显然是违反了规定。

据报道，张永树在事发前一晚曾抱怨“很累”，而事发当日中午，他吃了很少的饭就上了工地。实在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生理、精神状态下，还有人会不顾身体极限，不管国家规定，自愿加班加点。

据带班的工头表示，他曾多次和施工员反映，要求降低劳动强度，但对方以“机器不能停”为由拒绝。这一说法，与施工方的“自愿加班”说明显相悖，加班加到死，究竟“自愿”成分有多少，公道自在人心。

  图为：张永树之子张才方拿着父亲的身份证和死亡证明，站在未完工的道路上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均有高温补贴政策，月补贴从一百多元到四五百元不等。

施工方所说的“加班费”，应该就包含这份高温补贴。本来是一份保障，如今却变成“自愿加班”的动力，这里面一定有哪里不对！

对于工人来说，工作首先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存下去，当工作强度已经威胁到健康安全时，所谓的“自愿”加班，本身就是极其冷漠，违背人性的谬论。如果要“加班到死”才能赚到合适的钱，说明薪酬与劳动强度本身就是不匹配的。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工人这么拼，强烈要求多赚钱，要加班，施工方也有义务遵守国家规定，为了保障施工安全，拒绝过度加班。而不是在生命消逝之后，抛出冷冰冰的“自愿”二字，推卸责任。且不说，这一举动是否与法理相符，道义上都显得极其凉薄，令人齿冷。

在各行各业，“自愿加班”都越来越像一个神话

无论是在建筑工地，还是在高档写字楼，又或者是在工厂车间、服务窗口，加班，在中国实在是一个太常见的现象，而“被自愿加班”的张永树，也绝对不止一个。

早在2006年，中国一家著名科技公司的员工胡新宇，因为连续加班两周，最终在脑膜炎引起的深度昏迷中离世，当时便引发全社会对于“加班过劳死”的讨论。胡新宇加班的目的，是为了研发一个重点项目，但据同事称，因为有大量任务被派给他，加班也成了胡新宇没有选择的选择。

近十年过去了，加班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各行各业愈演愈烈，“胡新宇”“张永树”们也越来越多。今年6月、7月，分别在深圳地铁工地和商河县一栋建筑工地上，工人老严和老潘，因为同一个原因——酷暑加班，不幸身亡。2013年11月，河北平山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齐庆三因昼夜加班、过度疲劳，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殉职，年仅44岁。从2012年到2013年，多位网络写手，因为熬夜码字、赶时间更新作品，导致过劳死。

一家招聘公司进行的2015白领生存质量调查显示，仅有28.6%的白领表示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之外不需要加班，3成白领每周加班超过5小时。与之相应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中国人认为，工作压力在逐年增大。

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在不断堆积过来的任务和文件中，“要不要加班”不再像一道选择题，更像一道必答题，而且答案越来越趋向固定。与之相对，“自愿加班”就越来越像一个神话。

白领8小时生存质量调研报告显示，超过三成白领每周加班超5小时，而武汉白领加班时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每周达6.9小时。 消除”自愿”加班的焦虑感，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

赚钱是为了活命，但为了赚钱要拼命，这个自我矛盾的怪圈催生了“被自愿加班”的怪相，更导致了“自愿加班到死”的社会悲剧。

“自愿”二字里，有自我提升路径的狭窄，有争取合理薪酬的艰难，有不公平竞争的无奈，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焦虑。

在就业艰难的当下，单靠劳动保障制度，很难解决这个“自愿”的问题。因为，当你周围的人都在加班，当加班变成一种常态，当不加班意味着被边缘化，被淘汰时，这种“自愿”感便会油然而生。

消除这种“饮鸩止渴”的焦虑感，需要企业单位管理科学化，合理化，摒弃靠工作时间判定努力程度的简单想法，以提升工作效率去带动经济效益。需要劳动保障部门深入一线，切实地去了解劳动者的工作现状，实现更细节化的监管。

然而，且不说目前我国的劳动保障制度令人着急，就算是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很难判定，当你拿命换钱，玩命加班时，你内心呼喊的究竟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所以，中国劳动者最需要的，不是法理上纠结的定义和辩论，而是一份稳定的，可以兜底的保障。这才是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作用，它可以筑造国民的安全感。有了生活上的安全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乃至全社会，才可能形成“合理劳动，科学工作”的社会共识。

回到张永树身上，他需要的，不是一个自愿或非自愿加班的判定，而是，不管他是否自愿，施工方难辞其咎的公正；以及他的工友们，无需也不会再在烈日下“自愿加班”的，真正的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