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真贫 真扶贫

　　有一些扶贫怪象值得反思：一些“穷县”大建“豪楼”，一些地方使出浑身解数，将成功“申贫”视为政绩；扶贫人口不清，扶贫对象常由干部“毛估估”，扶贫资金轻洒“杨柳水”，以致“年年扶贫年年贫”；更有甚者，为保住“贫困帽子”，脱贫速度和规模都要有“规划”才行；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滋生腐败。

　　这些现象说明，原有的扶贫机制出现了一些难点，制度需要修补。

　　首先是扶贫的对象识别很难。我国的贫困人口数据是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抽样调查而来，全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网络，尚不能对所有的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仅通过基层政府上报来确定贫困户，难以鉴别，容易弄虚造假。如果要精准测量，就需要监督和计量农村每个家庭的收入结构。贫困的确认，需要普查，而普查的成本太大。与此同时，贫困户不是一辈子都是贫困户。对每个人的监测，每年都需要做，才能形成进退机制。但是这需要很多的经济投入、很高的监督成本、极其发达的信息系统以及很高的诚信环境。

　　另一个难点，是扶贫资源如何下到最基层的问题。以往，众多专家批评政府不放权。然而，研究发现，分权的最大障碍并不在于政府，也不在于老百姓不会使用。相反，在于农村，在于以乡村精英为主的治理结构。它隔断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它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通过跟农民讨价还价，建立自己的权威，获取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与政府讨价还价，创造自己的空间和权力、利益。它产生两个空间，经营两个空间，是两个主体的代言人，在这两个空间里面获利。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之下，国家提供的扶贫资源，在乡村变成了乡村精英寻求其合法性的工具。对于外部来的保护性资源，村委会存在两种不合理方法处理：一是给亲戚朋友留下一部分，同时也给贫困户，这削弱了本已很少的扶贫资源的覆盖面和覆盖强度。二是通过轮流的方式享受外部资源，这也削弱了外部资源的效果和初衷。

　　此外，一些地方不想摘掉“贫困帽子”，是为了背后的利益，也在于官员考核机制亟须“补漏”。如果以GDP论英雄，而不看扶贫工作的成效，官员的工作重点当然会发生偏差。既然做不好也没什么后果，就很可能只看重“贫困帽子”带来的好处，以此来换取政绩，甚至不愿“脱贫”。

　　因此，扶贫要有“精准性”，要用在对的人身上，用在对的方向上。笔者认为，精准扶贫能够落实的核心，在于两个方面的制度构建：一是扶贫资源分权的管理体系，另一个是乡村治理结构。

　　如果扶贫资源永远掌握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部门体系手里，容易产生大量的利益寻租。要让扶贫资源的使用、监督和受益，与它的经营主体分离，就需要有大量的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在村委会的领导下，直接与农民沟通。这个制度创新非常重要。

　　还要建立分权式的使用、监管和考核制度，让扶贫资金的使用、监督与经营主体分离。在农村，村委会对于贫困户的识别、致贫原因的分析还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由于权力和利益过于集中，这样的资源产生了异化。可以采取第三方机构的方式负责扶贫资金管理，在村委会的指导下和监督下，精准扶贫。

　　当然，单纯依靠国家的补贴，并不能解决精准扶贫的问题。如果说扶贫资源是外力的话，那么，在外力的基础上，还要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建立起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扶贫的“精准性”，不仅体现在扶贫对象的识别和扶贫资金的使用上，而且要通过机制的调整，使权责统一、监督到位，才能消除种种怪相产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