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区工作负担情况的调研报告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解决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社区工作负担重的问题，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能力，省民政厅与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成立联合调研组，深入武汉、黄石、荆门、仙桃等市的11个不同类型社区，采取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方式，对社区工作负担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社区工作负担过重的表现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的基础工作，积极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向社区下沉，将社会管理和服务向社区延伸，切实方便了群众生活。但由于缺乏政策规范，社区也被迫承担了许多超出职责范围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负担日益加重。具体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承接的管理服务多。目前，社区承接的政府延伸下来的综合治理、公共卫生、计划生育、民政事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文体教育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工作事项不断增加，要求也不断提高。通过对11个社区实际工作的梳理，有26个部门的215项工作下沉到社区，任务比较多的是综治、组织、卫计、人社等部门，都在20项以上。这些工作中，行政管理事务170项，占79.07%；服务性事务45项，占20.93%。这些工作事项，有的是社区居委会依法应该协助政府完成的，但却成了责任主体；有的已经超出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范围。大多数部门没有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要求赋予社区完成工作任务的相应条件。

　　（二）应对的检查考核多。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对社区工作进行检查考核的有组织、纪检、综治、司法、人社、民政等23个部门，涉及到基层党建、廉政文化、综合治理、爱国卫生、环保、计划生育、就业、科普、禁毒、防灾减灾等各类事务68项，平均每个社区一年要应对140多次检查考核。有些考核评比工作频率高、要求严，如武汉市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对社区几乎是天天查、周周查、月月查。此外，社区还要承担各种大型创建活动的基础任务。在大型创建活动期间，社区都是检查验收的主要对象，许多任务也都压给社区完成，社区干部成了创建活动的主要力量，成天围绕创建指标转，不是在办公室做台帐整理资料，就是在大街小巷检查巡逻，相关职能部门却成了旁观者、指挥者。

　　（三）完成的台账报表多。名目繁多的台帐资料和各类统计报表使社区不堪重负。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台帐资料最多的社区有68  类  293  本，最少的社区也有8类58本，平均每个社区有各类台账160多本。一些部门忽视社区实际情况，提出一些不合理、不科学的要求，导致社区在做台帐的时候随意编造，东拼西凑，有的社区不得已而互相学习、照搬照抄，以应付检查。相关部门把实际工作异化为各种文字记录和影象资料，使社区干部把做台帐当成了主业，成了“台帐干部”。同时，各级各部门还要求社区开展人口、计生、经济、文化、卫生、体育、教育、房产、第三产业等方方面面的调查统计工作，所调查的11个社区每年要填报80多种、400多份各类统计报表。

　　（四）出具的证明盖章多。当前，要求社区出具证明和盖章的事项越来越多，致使社区公章被誉为“万能章”。据荆门市的调查，该市中心城区要求社区盖章、出证明的涉及30多个部门单位、170多个事项。其中，经常盖章的有60多项，一般性的盖章项目有80多项，偶尔盖章的有30多项，每个社区每年出具的各类证明都在1000份以上。在上述170多个项目中，不该由社区出证或虽可出证但社区难以掌握和核实情况的事项，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一些诸如居民身份、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房屋权属等证明，明显应由有关职能部门出具，但都推到了社区；一些诸如房产拥有情况、单位职工生活困难情况等部门或单位自身能够掌握的情况，也要求社区出证明；一些诸如人口伤亡、居民亲子关系等社区很难核实的情况，也要求社区出具证明。

　　（五）连接的信息网络多。目前，省、市、区有关部门建立并延伸到社区的网络平台有20多个，主要来自于各级组织、纪检、政法、计生、人社、民政、司法、文化、妇联、残联等部门。这些网络平台都是各个部门分别建立的，都要求录入人口基础信息，由于互不兼容、信息资源不能共享，致使社区干部重复采集、反复录入。有些信息系统即使是同一个部门建立的，也存在不能兼容、信息不能共享的问题，比如卫计部门关于计划生育的信息系统就有4个，相互之间不能实现信息共享。为完成这方面的工作，社区干部不仅要会电脑操作，还要掌握相关技术，心理压力较大。

　　（六）承担的临时任务多。社区在承担常规性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各种临时性、突击性工作。比如，社区干部经常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有的是为了传达精神、布置工作，有的纯粹是去凑人数、撑场面。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每个社区每年要参加160多次会议。社区承担的临时性、突击性任务主要来源于综治、城管、信访、维稳等方面，其次是各类创建达标活动，大部分都对社区实行“一票否决”，甚至要求社区书记、主任24小时不能关闭手机，随时待命。此外，社区还要完成房屋拆迁、慈善捐赠、无偿献血、报刊征订等摊派任务。在一些地方，社区还要承担招商引资、协税等经济工作。有的地方要求社区发展商务，社区只好弄几平方米的房子，摆上一些烟酒，以应付检查。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都与社区工作绩效及干部待遇挂钩，再难也得做。

　　（七）悬挂的各类牌子多。所调查的11个社区，共悬挂各种牌子86块，涉及到组织、纪检、综治、公安、司法、民政、教育、工商、卫计、人社、环保等部门。不同的部门对社区挂牌有不同的要求，致使同一间房子要挂若干块牌子，有的有20多块。有的社区为了对付检查，把需要悬挂的牌子做成活动式，哪个部门来检查就挂上哪个部门的牌子。一些部门还要求在社区成立工作机构，有的社区成立的各类领导小组达50多个。这些机构被社区干部形象地比喻说，要么存在电脑里，要么贴在墙上，没有实际作用。

　　二、社区工作负担重的危害

　　社区工作任务不断增加，工作职能无限扩大，不仅加重了社区组织和工作人员的负担，也对我国居民自治、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区治理以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居民自治进程受到阻碍。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是依法组织居民群众开展民主自治活动。由于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功能大为增强，而自治功能明显减弱。由于工作任务、各种资源来自政府，考核评估等权力也掌握在政府手中，社区干部只好对上负责，竭尽全力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因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发动和组织居民开展民主自治活动，也不可能通过民主自治方式，引导居民表达需求、讨论社区问题、治理社区事务，导致居民社会责任感弱化、社区认同感低下。

　　（二）社区治理失去社会基础。社区治理的目标是要建立多元互动的格局，其立足点是通过培育、发展、壮大包括社区居委会在内的社区组织，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而不是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包揽一切。随着社区行政化不断加重，政府将社区居委会纳入政府组织框架之内，既弱化了社区居委会的社会功能，又挤占了社区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空间，这势必使社区治理的一元格局难以打破，且严重影响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社区治理失去应有的社会基础。

　　（三）党的群众基础受到影响。社区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协助基层政府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措施，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解决居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代表党和政府为居民群众服务。社区组织承担过多过滥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任务，甚至把主要精力用来应付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交办的行政工作或各类形式主义的事务上，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危及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

　　三、社区工作负担重的原因

　　社区负担不断加重，既有政府组织碎片化、制度保障不力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社区服务供需结构、社区组织类型结构以及社区干部能力结构等方面的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资源分割，部门各自为阵。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政府职能划分过细，部门数量过多，导致政府组织碎片化问题十分严重。一方面，各个部门掌握着大量的行政资源，且形成独立体系，在社区层面上严重分割，缺乏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各部门业务缺乏协同，彼此间不协调、不合作甚至相互冲突，造成社区工作多头指导、各自为政。比如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台帐资料的整理以及统计报表的上报等，各部门都有各自的标准和要求，缺乏统筹协调，致使社区重复建设、干部重复劳动，既造成资源浪费，也增加了社区负担。

　　（二）社会管理体制不顺，政社职责不清。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工作中，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社区居委会作为不同的主体，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职责，有关法规都有明确规定。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致使这些规定形同虚设，难以落实，从而造成实际工作中政社职责的不清晰，也导致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关系错位，通常把社区居委会视为一级“行政组织”或“下设机构”，随意把各种任务、责任、矛盾转嫁给社区，使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被无限放大。

　　（三）社会矛盾集中社区，居民需求剧增。目前，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且主要集中在社区层面。同时，居民群众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也呈现出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居民需求向社区积聚，居民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呈指数级、复杂性、多样性增长，而且，社区问题的解决和居民需求的满足的跨部门性特征日益明显。这种需求的结构变化需要供给的结构性调整，但现实是供给结构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使得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面临更大的压力、更多的任务。

　　（四）社区干部能力不足，工作疲于应付。当前，社区工作分工越来越细、专业性越来越强，而社区干部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脱节，他们严重缺乏社会工作的理念、知识、技术和方法，习惯于“当超级保姆”，不懂得团队协作，不懂得助人自助，不懂得激发居民参与，不懂得发现居民领袖，不懂得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不懂得开发利用社区社会资源，加重了社区干部“人累心也累”的痛苦体验，难以享受“快乐公益”，“抱怨多、满意少、压力大”成为常态。

　　（五）社区组织结构失衡，治理主体单一。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严重不足，存在总量少、结构失衡问题。目前，全省平均每个社区约有6个社会组织，主要是自娱自乐的兴趣类组织，志愿服务、公众参与及专业服务等组织都比较稀少。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社区居委会过多地承接了政府延伸下来、企业转移出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新生出来的各种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为政府部门向社区居委会转嫁负担提供了借口。另外，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还在倡导和探索之中，社会组织参与渠道不畅，也加重了社区工作负担。

　　（六）基层群众意识淡薄，不正之风蔓延。一些部门和单位群众观念淡薄、服务意识不强，推进工作进社区不是到社区为群众服务，而是热衷于设机构、挂牌子、摆桌子；有的部门主观意识较强，不顾居民的需求和社区的实际，对社区工作指手画脚，提出一些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要求；也有的部门本位主义、功利主义思想较重，一味强调本部门工作在社区的“痕迹”，这些都导致社区干部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有些部门和单位也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把本该自己做的事情交给社区组织去做，把责任和风险也转嫁给社区组织，既增加了社区工作负担，也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

　　四、为社区减负的对策和建议

　　近年来，一些地方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通过实行准入制度、建立政社互动机制等措施进行专项整治，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年3月以来，武汉市委、市政府出台9条硬性措施为社区减负，取得一定成效，也遇到不少阻力。实践经验和教训证明，治理社区工作负担不能就减负而减负，需要以治理社区负担为契机，以构建社区治理格局为突破口，以提升社区工作效能为目标，站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谋划，开展协调行动，实施综合治理。具体思路和对策是：

　　（一）理顺基层管理体制，厘清政社权责。在政府层面，要按照“大部制”的思路，对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行整合，形成一条线对下，避免多头管理、重复劳动、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确立延伸到社区的公共服务机构的性质、职能，确保政府自身的本职工作能做到位、做好。在社区层面，要理顺组织之间以及与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构建职能清晰、关系顺畅、责任明确的社区组织体系。其次，要划清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责权边界，实现“政社分开”，推进“政社互动”。在此基础上，建立诸如“准入制”等相应的制度，禁止政府向居委会转嫁行政事务性工作，赋予居委会拒绝承担行政事务性工作的权利，促使政府依法行政，保证居委会依法自治，建立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协商合作机制，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转变政府工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重新配置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权力，将现在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本应属于社区的权力下放给社区居委会，使社区居委会在本区域范围内成为治理主体。与此同时，推进政府改变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坚决杜绝向基层推卸责任，向社区转嫁负担。总结推广武汉市的做法，对社区工作情况进行认真清理，取消社区承担的不合理的工作任务，取消面向社区开展的与居民利益无关的创建达标评比活动，取消各级各部门要求在社区设立的组织机构，取消社区不必要的工作台帐，取消社区不合理的证明盖章事项，还社区一片净土。

　　（三）培育发展社区组织，激发社会活力。要大力实施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工程，加大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力度，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服务组织，提高居民自治能力和社区服务专业能力。一方面，要大力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同时，要推进社会工作服务，培育发展社工服务组织，着力做好流动人口、老年群体、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社工服务，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另外，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来完成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任务，使社区居委会也从繁杂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四）加强社工队伍建设，提高工作能力。要根据社区工作发展的需要，针对社区工作的特殊需求，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扩大社区工作人员来源渠道，使优秀的人才被吸引到社区工作岗位上来。要建立规范化的社区工作人员培训教育机制，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重点是培训专业社会工作基层理论知识，训练他们的专业社会工作能力，转变他们的工作思路，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要建立和完善与社区工作者实际工作相匹配的薪酬保障机制、表彰激励机制，激发广大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为他们开展工作和成长发展营造环境、创造条件，使社区工作岗位留得住人才，保持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稳定。

　　（五）加快信息网络建设，改进工作手段。信息化工作之所以成为社区重要负担之一，主要是因为延伸到社区的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太多，而且互不兼容。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从上至下，对延伸到社区的各种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进行清理，按照共享、高效的原则，对这些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进行整合，建立规范的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实现社区事务在一个操作平台上完成，资源共享，避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六）创新社区工作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对社区工作负担进行系统治理需要整体性的制度和持续性的机制。为保证社区负担治理工作取得成效，应建立部门工作进社区的协调机制，建立政府部门向社区组织转嫁任务的责任追究机制，建立政府部门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和服务外包、公益创投、公益采购等机制，建立企事业单位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公益事业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居委会民主评议政府部门工作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工作绩效综合考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民主协商的制度和机制。（湖北省民政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