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调查系列报道·贵州篇
精准扶贫：好政策为何也有 “微词”
精准扶贫政策调查系列报道·贵州篇（成因）
本报记者 李慧莲 赵海娟 李健
“我们给村里拉来的项目多是动用私人关系，找的亲戚朋友，而有时就算是动用了单位关系和所有私人关系也难拉来项目，心有余而力不足。”7月19日上午，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结构乡大寨村进行的一场精准扶贫座谈会上，驻村帮扶干部万宽广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出了他今年3月份驻村以来的一些感受，“变‘大水漫灌’为‘精确滴灌’的精准扶贫政策确实是好政策，但我们在执行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困惑，也有些苦水。”
本报记者在贵州调研时发现，尽管精准扶贫政策受到扶贫干部和扶贫对象的普遍欢迎，但因为政策本身在设计、宣传力度和执行层面等环节上未能准确到位或存在偏差，加上我国在扶贫方面欠账多等因素，导致人们对这项好政策也存有“微词”。这类声音虽不大，但却不容忽视。
政策宣传不到位，执行存隐患
“刚刚达到脱贫标准的贫困县，其经济发展能力实际上还很弱，如果一下子‘摘帽’，会对其脆弱的经济造成打击。因此是否能考虑让刚‘摘帽’的贫困县继续享受扶持资金和优惠政策一段时间，比如两到三年。”
“对于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主要干部取消GDP考核，我们赞成但也有顾虑。担忧一旦对县级主要领导取消GDP考核后当地经济会失去一个很强大的发展动力，这对扶贫工作很不利。”
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在一些县调研时，几个县里的干部都有这些担忧。但当带着这些疑问和建议与贵州省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交流时却发现，针对这些意见，贵州省早已出台了明确的规定和政策。
比如，贫困县“减贫摘帽”问题。贵州省扶贫办党组成员、总农艺师杨小翔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贵州省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实行 “摘帽不摘政策”，并对实现“摘帽”的重点县，从“摘帽”之年至2018年，给予每年1000万元的奖金。而对于贫困县取消GDP考核，杨小翔表示，新的考核体系注重与同步小康考核指标体系和增比进位考核指标体系的有机衔接，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并不会降低当地经济发展动力。
本报记者在调查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对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一些扶贫干部接收的政策信息滞后或不完整，致使他们对政策理解出现偏差，从而给政策执行带来隐患。
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贫困村，记者发现，许多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缺乏了解，不知道它与以往扶贫政策的区别，甚至一些驻村帮扶干部也仅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对精准扶贫缺乏全面了解，甚至存在一些误解。记者在采访中，曾碰到一些驻村帮扶干部这样理解精准扶贫：与贫困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怕苦不怕累，帮助贫困村民干农活就行了，至于找项目，自己没有这样的关系，也没有想过。虽然这种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值得鼓励，但其并没有给贫困户带来真正脱贫的路子，其做法已偏离精准扶贫政策的初衷，很难“真扶贫”，对贫困户脱贫帮助不大。
配套支持或考核措施还不完善
“要想实现 ‘真扶贫’、‘扶真贫’，必须充分发挥驻村帮扶干部的‘管道’作用。”贵州省毕节市委副书记胡吉宏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驻村工作队成员来自不同单位，学历背景各有不同，如何利用其优势，发挥其扶贫政策、扶贫资金、扶贫项目的“管道”作用，是个急需研究的问题。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对驻村帮扶干部“从哪里来、驻村后做什么、如何考核”等问题，各地要求不一，且比较笼统随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驻村干部“管道”作用的发挥，削弱了精准扶贫的效果。
比如，当前，尽管贵州省每个贫困村都已配备五名驻村帮扶干部，甚至更多，但帮扶效果却大有不同。一些村的帮扶干部带来了产业项目和资金，贫困户脱贫致富大有指望；一些村的帮扶干部虽然与贫困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并未起到实质性的扶贫效果；一些驻村帮扶干部“只转转，不用心”，人下去了，但只是应付差事，不带感情，不带项目，也不带思路；还有一些“只谈谈，不落实”，提了一箩筐思路，但最后变成“半截烂”，不了了之。
“我们最欢迎能带来资金和项目的驻村帮扶干部，但目前来看，有这样能力的帮扶干部不多，所以扶贫的实际效果还不太明显。”贵州省仁怀市某贫困村的党支部书记告诉本报记者。
与此同时，驻村帮扶干部也存了一肚子苦水。毕节市赫章县结构乡大寨村驻村帮扶干部万宽广对本报记者说，靠私人关系拉关系、找项目很难持续不说，而且早晚有用完的时候，到那时候该怎么办呢？
万宽广是毕节市安监局救护队执法大队队长，今年3月份驻村大寨，要在这里工作一年。“驻村干部跑项目很困难，与结对帮扶的贫困户不脱贫不脱钩的要求是强调结果，过程如何实现叫人头痛。”他希望记者能呼吁一下，让上级各部门都能重视和支持一下驻村工作。
和万宽广一样对驻村帮扶工作有困惑的扶贫干部不在少数，甚至有人曾对记者表示：对如何帮扶贫困户脱贫缺乏信心，只能熬完“驻村一年”的任务再说。
扶贫资金缺口大，扶贫项目融资难
“全国扶贫资金一年才400多个亿，在贵州省建400公里的高速公路就没了。”贵州省扶贫办法规处处长罗颖旭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感慨道，分发到地方的国家扶贫资金实在是杯水车薪，“很多扶贫项目看上去很美，但落地很差，因为没有钱来支撑。”
罗颖旭的此番感慨道出了贵州省扶贫干部们的普遍问题。贵州省是全国扶贫开发任务最重、难度最大的省份。2013年全省农村贫困人口745万人，有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70个片区县，涉及武陵山、乌蒙山和滇桂黔石漠化三大片区。很多贫困地区干部向记者反映，由于贫困地区大部分都在山区，交通和基础设施落后，要想让这里脱贫，必然要先投入大量资金修路，路修不好，投资就引不来，产业扶贫项目就成了空话。
“但在山区修路成本很高，投入太大，光靠地方财政很难承受。”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委书记黄光江不无忧虑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赫章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现有贫困人口20．6万人，是国家级贫困县，是《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中贵州的10个贫困县之一。据黄光江介绍，由于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土地切割深，修路成本高，维护难度大，赫章县至今未通铁路，全县456个行政村中还有62％未通油路，已建成的县乡公路等级也很低。而由于县级财政支柱财源尚未形成，地方财政支出缺口较大，主要依靠中央和省的转移支付。
“交通条件改善是扶贫开发的最重要基础，在此条件下，资源开发、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才能有进展。我们建议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全部实施国家统筹，取消地方配套部分。”黄光江说。
此外，“扶贫项目融资难”也是记者调查中听到的最多的声音。在扶贫一线工作多年的毕节市精准扶贫办公室副主任黄春对此感触颇深，他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说，“毕节市每年有40万人以上的减贫任务和20个以上贫困乡镇‘摘帽’工作，但市级没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仅靠中央和省级资金，且省安排资金除戴帽下达，多数为竞争入围产业扶贫项目，致使市县自主安排项目的调控余地小，精准扶贫针对性差。”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财政扶贫资金不足外，财政贴息资金迟迟不能到位也是导致扶贫项目融资难的原因之一。
财政贴息资金本是金融扶贫、银政合作的纽带，但多家银行负责人向本报记者抱怨，虽然各级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都明确可以用于小额贷款贴息，但没有一个明确的操作规程，贴息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影响银行发放扶贫资金的积极性。拿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一位副行长的话说，“云来了，雨就是下不来。”
茅台农商银行董事长杨佳鑫则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由于金融扶贫主要支持“三农”，而“三农”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属于弱势群体，相应对银行来讲就是高风险群体，而目前与此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并未建立，多数银行对于金融扶贫难免有所忧虑，致使大家积极性不高。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对支持“三农”发展的金融机构给予特殊支持。
贫困户识别机制待完善
“富村的贫困户可能比穷村的富户还要富，这可不是开玩笑。”百里杜鹃管理区一位王姓乡党委书记在与本报记者聊起贫困户指标时说，由于贫困户的指标是上级层层分配下来的，致使有些拿到贫困户指标的乡、村，即使没那么多贫困户，只能凑数。
而在那些贫困户多、但指标少的村里，真贫困的家庭可能无法享受到扶贫政策。这位书记说，这还很容易造成矛盾。因为除了特困户外，其他户的生活条件都差不多，但一些成为贫困户，享受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一些没享受到，心里肯定不平衡。
据了解，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一个原则是坚持贫困人口规模控制、自上而下层层分配指标。也就是说，在某个村子内，扶贫人口总数是确定的，这容易导致贫困户的产生只由村里排序和评议定，而不能按照设定的收入指标定。
“因为区域之间贫困状况差异较大，规模指标确定后，该区域内必须识别出规定数目的贫困户，这就造成了区域之间贫困户贫困程度不平衡，甚至一个乡内的村与村之间的贫困户的贫困程度都存在很大差异。选为贫困户的可能不真正贫困，真正贫困的又没有进入到贫困系统，比如在条件较好的村的贫困户可能比条件差的村的非贫困户还富裕，这就导致了另一种不公平。”黄春说。
对此，罗颖旭表示，之所以采用贫困人口规模控制法，从上而下测算分配贫困指标，是因为如果采用从下而上申报的方式，源头数据容易失真，没有办法甄别。“农村‘优亲后友’现象很多，更容易造成不公平。”罗颖旭说。
政策设计待商榷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在设计预期与落地现实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信息登记有待简化，信息管理有待整合。不少农户与驻村干部都向本报记者反映，按目前的设计要求，对一个贫困户的登记信息指标有100多个，太过详细，一些信息实际用处不大。如何才能使这些信息在扶贫部门与民政、卫生、公安等部门间有效衔接，实现信息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共享，发挥出最大作用，是当前亟须解决的一大问题。
再比如，扶贫开发与低保制度有待衔接。调查发现，目前一些农村低保泛滥，一些贫困农户以获得低保为荣，成了专门等着政府救济的“懒汉”。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对有劳动能力和无劳动能力的低保户如何采取有区别的精准帮扶措施需要深入思考。
在这次调研中，本报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我国在扶贫方面的欠账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导致了精准扶贫政策作用发挥欠佳，比如，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不够、扶贫金融产品创新欠缺等，也是不少贵州扶贫工作人员的普遍共识。
贵州扶贫攻坚进入“精确滴灌”时代
精准扶贫政策调查系列报道·贵州篇（现状）
本报记者 李慧莲 赵海娟 李健
经过几个小时的翻山越岭、边走边采访，7月19日午后一点多，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的车终于从赫章县城开到了地处乌蒙山腹地、曾以苦甲天下闻名的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来不及吃饭，我们先进了村委会精准扶贫办公室，听这里的几位村干部与驻村干部介绍情况。
“这些是海雀村所有贫困户的档案，共70户250人，我们村的建档立卡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因为驻村工作组年初就到村到户，各户的帮扶措施也都明确落实，就等着看结果了。”毕节市扶贫办派来的驻村帮扶干部陈毕松指着靠墙摆放的那些整齐有序的蓝色档案盒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记者随便打开其中一个，看到里面放着厚厚一摞资料：包括填写详细的入户登记卡、贫困户申请书等等。墙上贴满了海雀村精准扶贫的总纲、路径、帮扶干部任务分解图等。村里的几位干部、村民介绍完毕，看到我们对他们精心设计的精准扶贫宣传漫画小册子很有兴趣，陈毕松兴致勃勃地唱起了小册子里有的精准扶贫 “十子歌”，旋律简单、有力，朗朗上口，一时让我们忘记了旅途的劳累与饥饿。
海雀村是贵州省落实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贵州省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扶贫开发任务最重、最难的省份。2013年全省农村贫困人口745万人，有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70个片区县，涉及武陵山、乌蒙山和滇桂黔石漠化三大片区。为摸清精准扶贫政策在这个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示范区和决战区的开展落实情况，7月中下旬，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走访了贵州省的贵阳市、仁怀市以及毕节市及下辖的1县2区（赫章县、毕节经济开发区、毕节百里杜鹃管理区）10多个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和贫困村，并与贫困户、驻村帮扶干部、村干部、省市县各级主抓扶贫工作的政府官员以及当地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变“大水漫灌”为“精确滴灌”的精准扶贫政策在贵州省受到了各层人士的普遍欢迎，“积极、正面”的评价占据主流。目前，贵州省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的多项工作均走在全国前列：已建立了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针对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已率先完成识别；对贫困村和贫困户帮扶率先实现全覆盖；其他相关措施也都在推进中。
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贵州省扶贫办党组成员、总农艺师杨小翔介绍说，中办25号文件下发后，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对扶贫开发工作尤其是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做出了一系列系统性安排，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贵州省精准扶贫实施方案》已制定出台，建立了一整套与国家主体精神一致又能体现贵州特色的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帮扶机制、组织保障机制和进退机制。
此外，贵州省内市县也分别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索创新精准扶贫的新方式，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如毕节市实行的“十子机制”、黔东南州实行贫困户“个案管理”、六盘水市提出驻村干部“服务订单”、铜仁市实行“五访五问”驻村工作方法、玉屏县开发了“民情信息电子管理系统”等，使帮扶工作更加精准。
“精准扶贫春风起，十子歌儿传山里，十子机制十步曲，十子连心心欢喜……”陈毕松在海雀村唱的那首精准扶贫“十子歌”，唱的就是毕节市的精准扶贫“十子法”：即通过瞄靶子、梳辫子、结对子、理路子、想法子、找票子、甩膀子、强班子、凑份子、造册子等十个步骤，分别建立了精准扶贫识别、分类、驻村、规划、帮扶、配置、动力、引领、联动和管理机制，推进扶贫措施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
曾为这“十子法”绞尽脑汁的毕节市委副书记胡吉宏对本报记者说，这些步骤都是他们一线调研中一点点发现、整理出来的。今年春节刚过，驻村工作组的干部们冒着大雪都全部到位。海雀村作为胡吉宏的帮扶点，他已去过那里十几次，每次都会住上几天，他主笔的十几篇精准扶贫调研报告就是这样一篇篇写出来的。
据胡吉宏介绍，构建一套机制的“十子法”只是海雀村精准扶贫的“四法”之一，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三样 “法宝”：即明晰一条路径的力量法、突出一个抓手的抓手法以及实现一个突破的产业链法。目前，海雀村精准扶贫“四法”已初见成效，为当地贫困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受到群众普遍欢迎。目前，精准扶贫“四法”已在毕节试验区全面推广。
“规定动作”落地有声
在建档立卡方面，本报记者在贵州省探访的其他贫困村与海雀村的工作进度基本一致，均已完成。比如毕节市赫章县结构乡大寨村、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格佐新村、仁怀市后山乡新山村等。一些贫困户村民告诉记者，今年年初以来，驻村帮扶干部经常来家里串门，询问家里成员的基本信息和经济状况，并向他们讲解政府的扶贫政策。
“贵州省的建档立卡工作已率先完成识别，目前各地已进入分析致贫原因、制定帮扶措施阶段。”杨小翔介绍说，为做好建档立卡工作，贵州省按户均10元的标准，共计安排1912万元，依照贫困户识别“两公示一公告”，贫困村识别“一公示一公告”的程序，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采取“定量定性”的方式建档立卡，识别出贫困村9000个、贫困人口745万人，做到了“户有卡、村有册、乡（镇）有簿、县有档、省市有信息平台”。
“随着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的展开，通过发扬基层民主，透明程序，保证了贫困户认定的相对公平公开，减少了人情扶贫、关系扶贫等社会不公。”贵州省毕节市精准扶贫办公室副主任黄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精准识别，能够为“扶真贫”、应扶尽扶打下坚实的基础。
百里杜鹃管理区的一位莫姓贫困村村民向记者反映：“过去，谁是贫困户由上面定，现在是自己申请，然后派人来核实，还要公示。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谁也做不了假。”
毕节市赫章县扶贫办副主任周勇对本报记者说，通过对贫困户、贫困县的精准动态管理，可使稳定脱贫的户、村、县及时退出，应该扶持的扶贫对象及时纳入。
驻村帮扶工作开展得也有声有色。目前，作为实现精准扶贫的“管道”——驻村工作队已在贵州省的各个贫困村“搭建”起来。据杨小翔介绍，贵州省在2013年“部门帮县、处长联乡”选派3万名干部组建6000个同步小康驻村工作组的基础上，今年选派55864人组建11590个驻村工作组，按一村五人的原则，首次实现了驻村工作队对贫困村、贫困人口的两个全覆盖。
本报记者在毕节市赫章县结构乡大寨村采访该村的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曹学文和驻村帮扶干部万宽广时，他们告诉记者，大寨村现有驻村帮扶干部7人（市安监局3人，县档案局1人，乡里3人），今年3月份开始驻村，要在这里工作一年。曹学文的本职是结构乡党委委员，而万宽广是毕节市安监局救护队执法大队队长。他们自年初起就来到村里，与定点帮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一步，正在寻找帮他们脱贫的具体办法。
据了解，为增强驻村工作队的履职能力，贵州省按照每村2万元标准建立帮扶资金；在38个省领导的每个定点扶贫乡镇，各投入100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12个非集团帮扶重点县的同步小康工作队，每个队安排50万元的党建扶贫专项资金，用于实施驻村帮扶项目。
驻村工作队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真扶贫”。黄春向本报记者反映，过去，贫困地区干部对上大项目大工程的积极性很高，而对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分析致贫原因、摸清帮扶需求等具体的工作则重视不够，这种“抓大放小”的问题在很多贫困县十分常见。如今，精准扶贫工作要求，贫困户、村识别出来后，驻村工作队作为实现精准扶贫的“管道”进村入户，并针对扶贫对象的贫困原因制定帮扶项目、落实帮扶资金，为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提供了制度保障。
创新机制，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创新体制机制是激发内生活力、‘真扶贫、扶真贫’的重要内容。”贵州省扶贫办法规处处长罗颖旭向本报记者介绍，为确保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贵州省对贫困县考核、减贫摘帽和项目资金管理等进行改革创新。
在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方面，贵州省制定了 《贵州省贫困县扶贫开发工作考核办法》，将50个重点县县委书记、县长和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作为考核对象，推动贫困县工作考核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
罗颖旭表示，由于对贫困县的考核更多地放在减贫数量、贫困人口收入增幅等方面，这有利于引导贫困地区党政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工作成效上，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发展上。这种设计有利于形成以考核结果为导向的激励和问责机制。
在实行“减贫摘帽”激励机制方面，为切实改变部分贫困地区发展动力不足、贪恋“贫困帽”等现象，贵州省规定，对“减贫摘帽”重点县“摘帽不摘政策”，并从“摘帽”之年至2018年，每年奖励1000万元的资金。对“摘帽”重点县、贫困乡党政负责人，优先提拔任用，做到政治上有荣誉、组织上受重用、经济上能受益。对未按计划完成“减贫摘帽”任务的，采取组织措施处理。数据显示，2011年至今，贵州省级财政共预算安排资金9．098亿元，对已实现“减贫摘帽”的14个县366个贫困乡镇进行奖励。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地方调查中发现，该政策受到很多地方干部的认可和欢迎。百里杜鹃管理区党工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世军说，“减贫摘帽”政策不仅可以激发内生活力，对减贫摘帽的贫困户、村、县形成正向激励机制，还有利于形成良好退出机制。
在改革扶贫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机制方面，贵州省从今年起全面落实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县制度，除重大扶贫专项和以奖代补项目资金外，扶贫资金由省主要按因素法分配切块到县（其中，2014年达到资金总量的60％，2015年及以后达到80％以上），实行目标、任务、资金和权责“四到县”制度。严格执行县级审批、乡镇实施和初检、县级验收、乡级报账，省市监管和备案。全面推行扶贫项目资金乡村公示制度、“民生特派”和第三方评估制度，建成并投入使用了“贵州省扶贫电子政务平台”，运用GPS技术对扶贫项目进行监管。贵州省纪委也建立了“贵州省涉农资金监管网”，将扶贫项目、资金在网上公示，实行全社会共同监督。
一些县级干部向本报记者反映，他们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县这一政策非常欢迎。赫章县委书记黄光江说，因为这种做法将改变过去那种各级政府承担责任不明、监督责任不清的状况，扶贫工作责任、分工将更加明确，有利于对工作和扶贫效果的监测、管理、考核和评估。此外，也将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的针对性、有效性。瞄准扶贫对象的“滴灌”式扶贫，能把钱用在刀刃上，防止扶贫资金“天女散花”，甚至出现“扶富”现象。并且随着贫困面变窄，脱贫难度加大，这种通过制度变迁来扭转扶贫工作效益递减的趋势，将使扶贫资金效益增强，有效提高扶贫开发的效率。
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要求的其他方面，贵州省也正在全面推进。比如，在推进扶贫开发的三个品牌项目：雨露计划、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迁方面，贵州省各地均在积极落实，有些方面已初见成效。在提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精准性、有效性方面，贵州省注意动员社会力量，对口帮扶、定点扶贫、集团帮扶不断深入，形成了大扶贫格局。此外，贵州省还全面实施结对帮扶、产业扶持、教育培训、危房改造、扶贫生态移民、基础设施等“六个到村到户”以及“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打造“十大扶贫产业”、“十大扶贫攻坚示范县”以及“十大扶贫产业园区”，促进扶贫产业转型升级。
多措并举力促精准扶贫政策如“期”落地
精准扶贫政策调查系列报道·贵州篇（对策）
本报记者 李慧莲 赵海娟
李健
“驻村帮扶干部不是进村帮贫困户干农活儿的，而是要帮助贫困户设计脱贫的路子；精准扶贫不能扶‘懒汉’，而是要扶真贫；精准扶贫在资金使用上更要精准，不能再撒胡椒面……”在赫章、在仁怀，从基层乡村到省里，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在贵州省一路走来发现，再受欢迎的政策也不可能完美无缺，而面对存在的瑕疵，办法总比问题多。针对精准扶贫，调研组听到很多有关更好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的建议。这些建议来自贫困户、参与一线扶贫工作的各级扶贫干部、政府官员、企业家、金融机构以及在扶贫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于促进精准扶贫政策在贵州省、在其他地区、在全国能按预期目标、在预定时间落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增强社会了解
针对精准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的情况，像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本身缺乏了解、基层干部对取消GDP考核的顾虑等现象，一些扶贫干部和专家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这项工作应该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办法。比如，针对大多贫困户地处老少边地区不看报、不看电视的现实，应该让驻村干部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其了解。针对扶贫干部，则可在电视、报纸、网络、官方微博等媒体上加大宣传，使之正确理解，准确执行。
在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较快较好的贵州省毕节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发现该市宣传精准扶贫政策的一套做法或能给其他地区提供一些借鉴。
“精准扶贫要实现，着力建设产业链，干部群众都清醒，九个要素扣得紧；第一要素是农户，毛细血管要黏住，七个产业六个块，落到户头不扯拐……”这些读起来朗朗上口的句子，其实是歌词，唱的是毕节精准扶贫四法之一的“产业链法”。据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驻村干部陈毕松向本报记者介绍，毕节市实施精准扶贫有四法，分别为力量法、十子法、抓手法和产业链法，为了更好地宣传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扶贫干部们将“四法”编成四首歌曲，在工作中传唱，老百姓愿意听，而且容易理解容易记，传播效果不错。
本报记者在毕节市海雀村，还看到一本彩色的小册子——毕节试验区精准扶贫“四法”工作手册。这本由毕节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制的32开小册子，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将“四法”精髓囊括其中，读起来不仅轻松简单，还能准确了解精准扶贫的做法。“册子虽小，作用不少，村民愿意看，有了它，在村子里宣传精准扶贫政策简单多了。”一位驻村帮扶干部对记者说。
明确驻村工作队职责，建立扶贫人才培养考评机制
针对驻村帮扶干部 “驻村后做什么、如何考核”等问题各地要求不一、且比较笼统随意的状况，又该如何改变呢？
“驻村帮扶干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贫困户设计脱贫的路子，带领贫困户致富。”贵州省毕节市委副书记胡吉宏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建议，驻村帮扶干部到村到户要当“三员”抓产业，即：要发挥知识面广、视野宽的优势，围绕产业选择、定位、谋划以及前景分析等环节，当好“研究员”，为联系帮扶村推动产业发展出主意、理路子；发挥联系面广、联络强的优势，围绕各个发展要素，积极主动沟通协调，在产业链建设各个环节当好 “联络员”；发挥组织能力强、善于协调的优势，围绕产业建设的整个实施过程，当好“组织员”。
胡吉宏对“三员”的总结来自于他在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的多次实地调研。“从海雀村养猪项目谋划推进入手，我对驻村工作组和驻村干部如何推动产业扶贫作了思考。工作组在一年的驻村工作时间里，需要做好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要始终把推动产业扶贫作为驻村工作重点，发挥自身优势，当‘三员’抓产业。”
在建立扶贫人才培养机制方面，经常参与金融扶贫的贵州省茅台农商行党委办主任陈昭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可考虑建立一种干部互派机制，比如可将扶贫干部与银行等专业机构的干部互换，既能增加驻村干部中的一些专业人才，也可提高驻村干部的专业能力。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扶贫干部还建议，建立明确细化的驻村工作人员考核机制，以防出现人下去了，心却不在农户身上，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情况。
加大扶贫资金投入，提高分配使用精准、有效性
“国家扶贫资金一年才400个亿，即使全放在贵州，也就够修400公里高速路。扶贫资金发放到地方后实在是杯水车薪。”针对扶贫资金投入量小需求大的现状，贵州省扶贫办法规处处长罗颖旭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国家层面上的财政扶贫资金增长应该跟国家经济增长同步，要经常性增长，并且拿出刚性预算。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原则上下放到县的政策，受到县乡的普遍欢迎。“这样一来县一级层面上更能科学地利用当地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项目安排上也更能适应地理、气候。”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组织的专题座谈会上，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甘红梅和该县的多个局所负责人这样表示。不过他们也提出，扶贫资金分配到县就要做到真正放权到县，不能资金切块下来又给了很多限制条件。扶贫资金应该采用目标管理，不应和项目捆绑在一起。而且这些有限的资金应该集中使用，不应分摊，再撒胡椒面。
针对扶贫资金整合，不少县里的扶贫干部向本报记者反映，县级整合扶贫资金有难度，易造成各部门推诿责任。对此，毕节市精准扶贫办副主任黄春建议：如果是单个项目资金就不需整合；如果是已由国务院批准的扶贫发展规划，其中涉及的项目等同于国务院批准，不应再由相关部门进行再次审批，而应由各项目主管部门按规划年度要求直接进入项目设计和资金安排、启动实施、推进进度。
此外，对于按绩效分配扶贫资金，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扶贫干部担忧会形成如下恶性循环：绩效低——获得的扶贫资金少——缺少项目配套资金，获批项目少——绩效低。对此，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环保局副局长阳光武建议，为避免出现恶性循环，应以相同数量扶贫资金获得的扶贫成效为考核标准。
优化贫困人口识别制度
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一个原则是坚持贫困人口规模控制，而且是自上而下层层分配指标。
“这容易导致贫困户的产生只由村里排序和评议，而不能按照设定的收入指标定。”仁怀市一位扶贫干部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因为区域之间贫困状况差异较大，规模指标确定后，该区域内必须识别出规定数目的贫困户，这就造成了区域之间贫困户贫困程度不平衡，甚至一个乡内的村与村之间的贫困户的贫困程度都存在很大差异。选为贫困户的可能不真正贫困，真正贫困的又没有进入到贫困系统，比如条件较好的村的贫困户可能比条件差的村的非贫困户还富裕，这就导致了另一种不公平。
对此，罗颖旭表示，之所以采用贫困人口规模控制法从上而下分配贫困指标，是因为自下而上申报的方式，源头数据容易失真，不容易甄别。“农村‘优亲厚友’现象很多，更容易造成不公平。”他说。
针对这一问题，不少扶贫干部向本报记者建议，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可严格按照贫困线标准，自下而上，由每个村村民自我申报，村里公开评议，报县级复核后确认，做到不限指标，应扶尽扶。同时，为防止各环节虚报、瞒报贫困人口，应该由省市级扶贫办加强对上报人数的审核认定。
弥补历史欠账，改善扶贫大环境
此次调研中本报记者发现，可以时时听到的另一个角度的呼吁和建议也值得重视：改善当前扶贫工作大环境。
贵州省茅台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杨佳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我国尽快形成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长效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流向农村、留在贫困地区，同时，财政贴息资金渠道也应尽快畅通，确保贴息资金尽早到位。
“金融扶贫主要支持‘三农’，而‘三农’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属于弱势群体，相应对银行来讲就是高风险群体。”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副行长刘彩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国家应建立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如推进农业保险制度的落实及有效实施、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做好各类土地确权工作、拓宽担保渠道、建立金融扶贫风险补偿基金等解除金融扶贫的后顾之忧。
刘彩虹还表示，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银行信贷资金规模紧张、筹资成本高企与金融扶贫需要大量低成本的资金之间的矛盾凸显，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可考虑将金融扶贫信贷规模单列，单独核算。
还有受访的银行相关负责人提出，应该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结合扶贫项目，针对贫困户抵押物少、偿还周期较长、承担风险能力弱、贷款金额小等特点，设计特殊的金融扶贫产品。
扶贫工作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它们多处在老少边穷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欠账应该说太多了。曾经当过五年贵州省扶贫办副主任的学者、贵州省委讲师团原团长龚晓宽对扶贫大环境的建议，更注重另外两个方面的改善：一是，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可实施国家统筹、取消地方配套。交通条件改善是扶贫开发的最重要基础，在此条件下，资源开发、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才能有进展。二是，加快扶贫开发立法的进程。中国是全球首个实现千年减贫目标任务的国家，有国际样本意义。中国应该加快扶贫开发立法的进程，尽早出台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法，用法律手段来推进扶贫，为其他国家树立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