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看脱贫考核（人民眼·精准脱贫考核）
甘肃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党政正职2015年度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结果，5月11日正式公布——
全省75个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18个被评定为优秀，其他57个为良好；考核贫困县党政正职149人，34人被评为优秀，其中县（市、区）委书记20人、县（市、区）长14人，其他115人为称职。
一如既往的是，甘肃把脱贫成效作为考评贫困县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内容，考核结果与贫困县领导干部“官帽”挂钩：2015年，8名县委书记、10名县长因上年度扶贫攻坚业绩突出分别被提拔重用、转任县委书记，3个县的6名党政主要领导因业绩“一般”被组织调整；今年，甘肃省委态度依然，将继续对在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的贫困县（市、区）党政正职予以提拔重用。
不同以往的是，引入第三方评估，全程参与并监督这次贫困县脱贫攻坚业绩“大考”。
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说：“我们的扶贫工作做得怎么样，不能自说自话，而要让第三方参与考核，这样的考核会更有权威性和公信力。”
3月的陇原，春天刚至。带着沉甸甸的责任，带着客观公正之重托，第三方评估组兵分11路，对应着11组省委考核组，走遍75个贫困县，深入236个贫困乡、245个贫困村，随机抽取3962户贫困户，发放调查问卷表格1.6万多份，对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实施客观评估。
关键词：公正
按照工作流程，第三方评估组同省委考核组一同赶赴地方，独立开展考核评估。每到一地，两组首先一起听取贫困县工作情况汇报。
3月1日上午，永登县县委书记魏旭昶汇报的一组数字，引起了省委第二考核组多名成员的注意。
2015年，永登县仅县级财政投入的扶贫资金就达1.072亿元。作为甘肃58个集中连片特困县市区之一，永登全年财政总收入4亿余元，扶贫资金投入就占到财政收入的26.53%，这在全省都较为罕见。这么多钱，是否真正花在了扶贫上？考核组对此提出质疑。
一份《永登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县级资金投入汇总表》摆在了考核组面前，从几万元的村级文化广场建设资金到几十万元的自来水池建设资金，每笔支出都在总表里一一列支。“我们扶贫花的钱，每一分都要经得起核查。”魏旭昶表示。
仔细查阅汇总表列支项目，并同扶贫资金使用拨付凭证逐项比对，省委第二考核组认为，永登县2015年的大额财政资金，都花在了扶贫项目的建设上，既没有遗留“债务”，也没有留下财政“存款”。
“敢在省级考核中这样‘晒’，说明永登县在扶贫专项资金运用、落实方面有信心。”第三方评估组第二组组长、甘肃省农村经济管理总站站长雷耀武仔细翻阅《资金投入汇总表》，“在这份表格上，大小项目都一一登记。虽然我们不直接评估项目，但这可以为我们综合评价扶贫成效提供有力支撑。”
最终，永登县党政领导班子、县委书记、县长在这次“大考”中均获评优秀等次。
“此次考核按照6个环节组织实施，分别是县（市、区）自评、省直部门量化打分、脱贫农户评价、考核组考核、第三方评估、考核结果评定。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由省委组织部牵头、与省扶贫办联合考核，首次引入第三方评估全程参与。”甘肃省委组织部考核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说，“第三方评估的机制设计，体现的是事中监督。第三方评估组参与考核的全部过程，而不是事后监督，且具有独立打分的功能，能够切切实实地影响贫困县考核的得分。这样的机制设计就是为了确保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我们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分管扶贫工作的甘肃省委副书记欧阳坚说，对贫困县的考核要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验证和监督作用，“第三方评估组的计分，按照一定比例直接计入考核最终得分，正是为了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
“第三方”选谁、怎么选，甘肃慎之又慎。从省市县非党政机关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高校、科研院所等熟悉农村和扶贫工作的人员以及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等单位，抽调55人作为第三方评估人员，在考核前编组。
第三方评估的参与方式和具体职责如何？甘肃省扶贫办主任任燕顺介绍，主要通过抽样调查、实地核查、监督考核等方式，对贫困人口识别准确率、贫困人口退出准确率、驻村工作队帮扶工作满意度、帮扶责任人帮扶满意度开展评估，对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和公正性进行客观评估。
关键词：随机
“什么都不用准备，是怎样就怎样”
“驻村工作帮扶队来过吗？你的帮扶负责人是谁？”
在平凉市华亭县马峡镇罗马寺村，省委第七考核组第三方评估组组员、媒体人胥廷辉追问村民李正国。
“来过我家，负责人是镇派出所的刘所长……”
“来了干啥？”胥廷辉一边翻着李正国家的“三本账”（脱贫计划进度账、脱贫措施办法账、脱贫帮扶责任账），一边问。
“给我说脱贫的政策，帮我申请补助，把款贷上了。”
“多长时间来一次？”
“有十几趟了。”
问完一遍，胥廷辉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将之前的问题打乱次序，换个方式再问了一遍。确认李正国两次回答内容一致，且与“三本账”记载内容一致，他才放心地在入户评估表上打了分数。
“这次考核评估对基层来说压力很大！以前考核，基层多多少少能打听到一点消息，提前做准备，心里能有个底。而这次，考核评估组到了市里随机抽取县区，到了县区随机抽乡镇，到了乡镇才抽村，最后到了村里去谁家也是现场抽取。”张掖市一位驻村干部感慨道。
为掌握真实情况，避免基层干部提前找群众打招呼、做工作，这次考核评估采取现场随机抽样。然而，“随机”并不随意——
“在未建档立卡户名单中抽取20户，你们再选5户，行不行？”
“不行！必须提供完整的名单，这样抽查才有意义。”
在某贫困县，第一天评估工作结束后，一名评估组成员就和当地干部争执不下。
原来，现场抽样时，建档立卡的脱贫户、贫困户名单，评估组可以在甘肃省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里直接调取，但非贫困户的名单则需要当地提供。在第一天的考核评估中，这名评估组成员发现入户前拿到的村民花名册上名单不全。于是，评估组连夜开会，决定在工作会议上把这个情况当着考核组负责同志的面提出来。
当地干部表示，有的村组很分散，路太远，入户需要的时间较长，而一个县区评估时间只有一天，如果抽到远的村组，评估工作就难按时完成，因此建议缩小抽样范围。
评估组寸步不让：“即便抽到最远的村子，也得去。如果经过核实，群众确实不在家，我们可以再抽，但必须提供完整的非贫困户名单。”
最终结果是，当地必须提供完整的村民花名册供抽样。
在庆阳市庆城县，中午临时抽样后，评估组抽中了驿马镇瓦窑咀村、庆城镇东王塬村和蔡口集乡周家塬村3个点入户核查评估。
“我们需要提前准备些什么？”庆城县的一位乡干部问县委副书记毛鸿博。
“什么都不用准备，是怎样就怎样。”
评估组发现，为了迎接此次“大考”，许多基层干部考前也是做足了准备。定西市临洮县衙下集镇潘家集村的驻村帮扶干部侯刚回忆，“大考”前一个月，他一户户核对贫困户的家庭情况、致贫原因、帮扶计划制定、扶贫政策落实、人均可支配收支、贫困户家庭成员变动等信息，务求精准详实。
但此次第三方评估主要以抽样调查、实地核查为主，对于基层来说，除非考核评估已经开始，否则干部们不知道考些啥。“不知道你们评估是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准备了半天资料，工作量太大了，对考评‘早应对’‘早预防’却基本没用。”武威市的一位驻村干部向评估组“吐苦水”。
关键词：真实
“考核结果好不好，要看老百姓的获得感”
“老乡，你是不是贫困户？”在天水市清水县郭川镇青莲村尚存宝家，评估组问道。
“是。”尚存宝点点头。
“你们村的贫困户是怎么评出来的？”
“干部来家里头看，讲政策。过几天，我自己写了个申请，村上开会通过了。”
“群众评议过吗？”
“大家一起开的会，评议过。”
“评议结果公示了？”
“公示了，我的名字在上头呢。”
“你觉得你们村的贫困户评得公平不？准确不？”
“差不多，困难的人都评上了。不困难的人也想评，但这是大伙儿的事情，有车的、吃公粮的都弄不上。”
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既是精准扶贫的首个环节，也是精准脱贫的最后环节。识别准不准？是否真扶贫、真脱贫？评估组需要求证这些关键问题。
在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毛河洛村，评估组发现村里有两户人家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2855元，但仍属于贫困户。是不是精准识别出了差错？
经过进一步了解，评估组发现，一户夫妻两人常年患病，另一户是单亲家庭，要抚养几个孩子。
当地干部说：“像这样的家庭，不能光看收入数字，还要考虑实际情况。一旦脱了贫，看病报销的比例就会少一些，综合考虑，就没有把他们列成脱贫户。”
在第三方评估中，核实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情况，是确定贫困户脱贫真实性的最重要环节，内容涵盖人均可支配收入、精准扶贫贷款、安全房屋饮水、是否因贫辍学等主要指标。
3月8日下午，根据随机抽户，省委第十考核组和第三方评估组来到了张掖市甘州区花寨乡柏杨树村王玉娟家。
面对突然到访的一行人，王玉娟很紧张。
“一看这屋子收拾的，就知道你是个麻利人！”同是女性，考核组成员刁小玲的一句话让原本局促的王玉娟放松了，“咱们唠着家常算算你家里的收入账，好不好？”王玉娟点头。
“7亩地全流转了出去，主要靠我和掌柜的打工。我们还贷到了3.6万元精准扶贫款，跟合作社签了协议，按照盈利给分红，家里没有养殖……”考核组把王玉娟所说的每笔收入记录下来，并仔细核查了合作协议。
根据王玉娟刚才说的，刁小玲一笔笔算起了“明白账”：“7亩地流转出去，收入2800元；打工是2.6万元左右；转移性收入是3982元。算下来家庭年收入是3.2万元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是8000元左右。”
这与王玉娟家“三本账”上的收入吻合：家庭年收入3180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952元。
“这样算下来，你家转移性收入的比例只占12%左右，算是稳定脱贫了。”
“我们没有算得那么细，不过大体上差不多。”
“把你定成脱贫户，你没有意见吧？”
“没有意见。穷的时候党和政府帮我们，现在生活好了，以后还得靠自己。”
“那好，你签个字。”
接过刁小玲递来的笔，王玉娟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考核组和评估组直接接触贫困户、非贫困户，我们扶贫工作做得扎不扎实、到不到位，考核结果好不好，要看老百姓的获得感。”甘州区一位干部坦言。
在调查贫困群众收入时，不止一个评估组遇到了另一种情况：
“老乡，你家里去年收入多少啊？”
“没啥收入，庄稼人么，就种着几亩地。”“没多少钱，儿子出去打个工，再就是养上几头牲畜。”
再问，还是念叨着这几句话，或者沉默不语。
对此，当地干部表示，随着精准扶贫力度加大，部分农户存有藏富心理，不太愿意透露自家收入，希望能继续享受帮扶的好处。
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评估组自有办法——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测算的四大类子项分解指标，仔细甄别核实田地、产业劳务收入、政策性收入等指标。农户需要出示“三本账”和载有转移性收入的“一折通”，有明确资金往来的，评估组通过查看协议以及资金发放的凭证，并根据当地的平均水平估算，从而判断出农户收入的真实情况。
关键词：忧乐
“贫困村最缺的是致富理念，最难的是‘换脑筋’”
不上高山，难见到风景。在甘南藏区，高原反应让人头痛，但第十一考核组和第三方评估组觉得值。
站在玛曲县采日玛乡秀昌村后的高台上俯瞰，一排排藏式房屋整洁秀雅，127公里的水泥路犹如蜿蜒在草原上的洁白哈达，连通着村庄和县城。路上，一名藏族妇女一边赶着羊群，一边用手机打着电话。
玛曲是个纯牧业县，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年均气温仅1.1摄氏度。这里生活着5.68万人，其中藏族人口占90%，牧业人口占75%。
“过去人们一辈子也难得去几次县城，乡上开会要提前两三天给村干部带话，村干部们骑着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如今车子已经代替了马。”采日玛乡乡长南卡东珠说。
“过去路特别不好走，一下雨大家都成了‘泥腿子’。现在通了水泥路，大家都买汽车或者摩托车，想出去就能出去。”牧民贡代说。
在秀昌村游牧民定居点，稳固的住房、安全饮水、动力电、村卫生室、学校等一应俱全，通讯网络全覆盖。
“十二五”期间，玛曲县新建了12个类似的牧民定居点，4340户牧民实现了定居。
走遍75个贫困县，第三方评估组看到了一幅清晰真实的甘肃脱贫图景。
从“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到“1236”扶贫攻坚行动，再到“1+17”精准扶贫方案，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各级干部带领群众走出贫困的巨大努力，真切感受到了陇原大地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
2015年，甘肃省共减贫128.7万人，比预期目标超出28.7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3.9%，比2014年底下降6.2个百分点；按照甘肃省试行标准，17个县（区）、1742个村通过了省市两级脱贫验收。
他们也真切感受到这场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甘肃实在是太穷了。就拿定西来说，南方的山上是长树的，我们的山上尽是酥脆的黄土；精准扶贫实施之前，好多地方基础设施差，村民吃水靠拉靠背，村道只比农民开的‘三马子’车宽出来一点点，上个山都太不容易。精准扶贫之后变化大极了，好多地方基础设施改善，下一步就是要解决如何让村民们持续增收的问题。”临洮县峡口镇扶贫站站长夏茜感叹道。
甘肃省贫困发生率在全国排名第二，全省86个县（市、区）中，有75个贫困县，其中58个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截至2015年底，还有288.5万贫困人口。
静宁县司桥乡吕曲村村民吕称钱今年48岁，一脸的皱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都是以前苦出来的，家里总共7口人，3个娃娃要念书，那可真是愁死我哩。”他和妻子育有两女一子，两个女儿都在上大学，每年光学费和生活费支出就要3万多元。
“要不是遇到这些事，我们也没想着要国家的钱。”在白银市一个贫困村入户调查时，评估组遇到了这么一家人：之前搞过养殖，日子也曾殷实，但男主人在2015年一场地震中被倒塌的羊圈砸伤了腰，从此家里陷入贫困。
被评为贫困户后，在各项补贴性政策的扶助下，家里总算脱了贫。男主人乐观地说，等今年身体好些了，准备贷款再把羊养起来。
评估组发现，在一些地方，外出务工收入、政策性兜底收入是部分脱贫户收入的主要来源。脱贫户虽然脱了贫，但增收途径单一，脱贫稳定性不高。部分慢性疾病导致的因病致贫，家里有多个孩子上大学导致的因学致贫，仍然是返贫的主要因素。部分农村地区还存在因结婚彩礼过高导致的因婚致贫现象。贫困和贫困并不一样，最磨人的贫困往往不是物质上的。
兰州市七里河区鹞子岭村贫困户马成泰，妻子和儿子都患有精神疾病。“儿子今年30岁了，是先天性的精神疾病。因为儿子的病，我妻子压力大，也出现了精神异常。”马成泰沮丧地说，“一家三口，两个病人，经常发病，有时候还会打我骂我。虽然现在政策好，看病啥的都能报销，各类政策补助都能享受上，我们脱了贫，但有时候我对生活真没啥信心。”
评估组向甘肃有关部门建议，像马成泰这样的特殊贫困家庭，虽然各地都已精准识别，给予政策帮扶，实现了政策性脱贫，但家庭成员精神面貌较差、生活积极性不高，应给予有针对性的精神帮扶。
评估组还发现，贫困和非贫困之间，有时候只隔了一张叫“观念”的“窗户纸”，但要捅破这层“窗户纸”，并非一蹴而就。
定西市岷县十里镇的古录村，地处岷山深处，海拔高，自然灾害频发。“这个村基础设施薄弱，村民文化程度较低，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农民增收渠道不广，自身脱贫致富能力差，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2000元。”中国进出口银行工会办公室副主任、的古录村第一书记李亚亮说。
为彻底改变贫困面貌，经李亚亮多方协调，的古录村于2015年底建成通村公路和村社道路。还争取到外地企业支持，筹资130多万元，村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建成村级标准化幼儿园。
“贫困村最缺的是致富理念，最难的是‘换脑筋’。”为了帮助群众“换脑筋”，李亚亮联系进出口银行，为的古录村的在校大学生和农户捐赠了40台旧笔记本电脑、45台旧台式电脑，在村委会建起了网络室，打通了群众学习文化知识、获取致富信息的渠道。
评估组感到，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建立稳定脱贫机制，各地脱贫攻坚战术还需更加精细精准。
* * *
如今，第三方评估虽已结束，但对扶贫工作的影响仍在持续。
陇南市徽县嘉陵镇黄桥村风景优美，村民龙辉向村上申报了种植核桃树的脱贫计划。按照以往，扶贫干部一般都会同意村民申报的项目，但刚刚经历的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让尹美等驻村干部明白，扶贫不能光靠热情，还要尊重规律。因此，尹美等人并没有马上同意龙辉的方案，而是做了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
最后，尹美等人给出的建议是：栽培苗木见效慢、投资回收时间长，应同时发展养蜂业，回报期短，“以短养长”增强抗风险能力。
龙辉养蜂，最初采用了比较原始的方式，产量低。尹美等人说服他，把原来的圆柱形蜂巢改成方形蜂箱。结果，蜂蜜产量增加了，龙辉的信心也有了。两个多月过去，龙辉的蜂箱已经从刚开始时的几只增加到了上百只。
嘉陵镇纪委书记刘宝利刚刚从其他乡镇调任，5月12日第一天上班。“第三方评估以前，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80分。第三方评估后，我要求自己必须争取100分。”她解释说，“经历过第三方评估，回头看精准扶贫，感觉自己前期的工作还不够到位，欠缺更深入的思考。评估以后，才更加明白精准扶贫工作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历史负责。”
刘宝利还给评估组提了条建议：希望在今后的考核评估中，能多增加一些熟悉了解农村和基层工作情况的人员，有助于考核评估结果更准确公正。
第三方评估组也向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议，在今后的考核中适当增加评估人员数量，延长评估时间；并希望以此次评估为起点，健全第三方评估工作机制，分领域建立评估专家库，拓展第三方评估的范围和领域，以便为检验各项决策落实情况提供更为充分的参考。
（人民网甘肃频道采访组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