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版“太阳的后裔”：利比里亚的400多个日夜

　　在埃博拉病毒肆虐最猛烈的风暴中心，在战乱、示威此起彼伏的西非丛林，他们曾与死神擦肩而过，却坚守到最后一刻，帮助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从2014年7月至2015年10月，在1.25万公里之外的利比里亚，湖北维和警队18名勇士将400多个难忘的日夜留在了那里。他们发扬“忠诚、拼搏、团结、奉献”的中国维和警察精神，圆满完成各项维和任务，受到联合国、中国驻利大使馆高度评价，全体队员被联合国授予“和平勋章”。

　　A。与死神擦肩而过

　　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在西非大规模爆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4年至2015年疫情高发期间，利比里亚有4000多人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死亡，为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这段时期，正是湖北维和警队在利比里亚值守的时间。

　　湖北维和警队刚刚抵达利比里亚，就与埃博拉病毒有了第一次“零距离接触”。

　　第一次警队会当天，队员余杨突然出现发热症状，病理特征无法排除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警队每个人都意识到问题严重。

　　警队支委决定迅速将余杨送至附近联合国巴基斯坦医院，在明知会被隔离情况下，杨凯、刘志民自告奋勇承担护送任务，支委也专门为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了紧急预案。大家做好了最坏准备，其他队员立刻行动起来为被隔离的同志输送食物、饮用水和衣物。

　　患难见真情，警队全体成员的努力也换回了战友的安然无恙，余杨最后被确诊为四级疟疾，如晚一步发展成脑疟，将有生命危险。

　　让人心有余悸的是，余杨出院后一周，队员们得到消息，他的主治医师，一位巴基斯坦医生竟被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抢救无效死亡。“如果我们的队员再晚3天出院，后果不敢想象。”队友张建勇说，“那时候，所有人都感到原来死神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B。驻守孤城

　　“警队出发时，正值埃博拉疫情爆发，我们是背着防疫药品奉命奔赴任务区的。”警队队员张建勇告诉记者，当时所有往来利比里亚的国际航班都已停飞，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街面异常萧条，没有车，没有人，埃博拉收尸车队在大街小巷穿梭。

　　“在我们住的旁边有一个肯尼迪医院，很多尸体都运到那里焚烧。旁边一家教堂集中几千人每周唱诗。当地居民能逃的都逃走了，留下的人都非常恐慌。很多人即使得了疟疾，也不敢去医院，一到医院就被隔离，很多人在家因疟疾死亡。”副队长余振坤说。

　　利比里亚全部有编制的民事维和警察有500人，但到2014年12月，只有不足300人，有的国家是成队撤离，有的警员借口回国休假，再没有回来。

　　“曾有某国警队长私下问我，中国警队有没有撤离计划？我们说，中国警察从来不当逃兵。”一位队员告诉记者。

　　公安部一再强调“安全是头等大事”，要求维和部队每日报送情况，并发放了埃博拉防护装备。但利比里亚群众非常反感戴口罩和手套的维和警察，认为戴口罩和手套是对他们的歧视，所以，大家与当地人接触后，只能悄悄找地方洗手消毒。有时一天洗手四五十遍。

　　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张越大使对维和警队的环境非常担忧：“中国这几支力量，只有警队零散分布在不同岗位上，每时每刻都在和当地人接触，没有专门营地，没有专业医务人员日常消毒杀毒，最危险的是他们。”

　　面对肆虐的病毒，队员们下班后不准外出，确实要外出任务，要3人同行；警队还组织大家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

　　C。成功解救人质

　　2015年3月，首都蒙罗维亚最大贸易集散地红灯市场发生骚乱，现场枪声不断，当地警察局和联合国警部遭到示威者袭击，人群短时间积聚上万人，情况危急。

　　在联利团快速反应处工作的杨凯接报后，带领防暴队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他依据多年的处突经验判断出骚乱中心位置，但由于地形复杂骚乱人数众多，他们的车辆很快被愤怒的人群包围。

　　“联合国民事警察没有配枪，连防弹背心也未配备，我们一下车，燃烧瓶和石块就会不断飞来。”回忆起当时场景，杨凯心有余悸。

　　杨凯利用娴熟的驾驶技巧不断驾驶车辆挤压试图合围的骚乱人群，在包围圈成型前顺利撤出现场，并将现场情况报告总部，为联利团成功解除骚乱提供了重要作用。

　　当天，中国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抵达蒙罗维亚，车队被骚乱的人群阻挡，大使馆工作人员心急如焚。中国维和警队紧急出动，到现场为医疗队护出一条安全通路，成功抵达驻地。

　　2015年5月，利比里亚格林威尔GVL公司与当地民众因投资纠纷谈判破裂，爆发冲突。当地民众两千余人冲进GVL公司打砸，将公司南非籍总经理扣为人质，将三名军事观察员，一名女性联合国格林威尔分部主管围困，并将联合国车辆砸坏。

　　事发后，在格林威尔警局工作的刘俊及时赶到现场。通过与防暴队联合工作，很快稳定局势。并利用良好的人脉关系，说服当地村长提供了人质地点，在中国防暴队强有力支援下，人质平安获救。

　　整个任务期间，湖北维和警队指导平息了首都蒙罗维亚佩恩斯维尔地区、戈登斯维尔地区、西点隔离区和格林威尔橡胶园的重大群体性骚乱事件；圆满完成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利比里亚埃博拉应急特派团、中国援利抗击埃博拉医疗队、美军抗击埃博拉工作队等在利期间的安保、警卫任务。

　　D。独守偏远渔村

　　队员汪家盈和余杨曾被分配到利比里亚南部村庄渔村警署。从首都蒙罗维亚要乘坐3小时飞机到达哈珀之后，再驾车6小时穿越广袤的原始雨林，才能到达渔村。

　　这是整个任务区最艰苦的地方，只有一条泥泞道路，且5月至11月雨季期间无法通车。虽然直升飞机一周飞一次，但有两个星期，外部补给无法送达，俩人只能靠压缩饼干度日。

　　因当地能够提供的租房已满，汪家盈和余杨不得不自己动手盖一座房子，当地一个土著长老，看他们是中国人，免费送竹子给他们用作建造材料。

　　后来，余杨被调往蒙罗维亚，汪家盈托同事通过直升机空运来一面国旗插在院子里，这是周围100多公里内唯一一面中国国旗。“当时除了我和国旗，没有中国人，我一个人在那里过了近一个半月。”

　　汪家盈每月要坐飞机出差，而在利比亚飞机坠毁是很平常的事情。一次坐当地固定翼飞机，快降落时飞机突然停下来，原来飞机的起落架没有打开，当时离地面已不到100米了。

　　另外一次是飞行中突遇风暴，直升飞机被气流迎面掀起，然后陡然下降数百米，在失重状态下，汪家盈只听得到机内警示器不停报警，此时离地面只有300米，跳伞来不及了。直到最后一刻，一股气流猛然回抽，飞机操纵恢复正常，此时，两名飞行员已面色惨白。

　　2014年底，在利比里亚执行半年维和任务的汪家盈在儿子出生前两天赶回武汉。“我们给他取名汪维墨，维和的维。”汪家盈眼里透出满满的幸福。

　　铭刻在联合国警队里的中国“代号”

　　“IT余”(ITYu)：

　　在利比里亚任务区，提起“ITYU”余振坤博士，几乎无人不知。大到联利团高层开发新的管理系统，小到各国同事遇到的计算机问题，甚至利比里亚国家警察总部的系统重建，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说：“找ITYU！”的确，在联合国任务区，论计算机水平，中国警察是当仁不让的头牌！

　　“样板么”(ModelYao)：来自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的么兰是警队唯一的女同志，在联利团维和警察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收集、研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并起草报告报联合国总部。由于报告完成速度快、质量高，多次被联利团维和警察总监点名表扬，警监说，“往纽约总部的报告，中国警察做的就是样板。”

　　“中国胡”(ChinaHu)：队员胡连军多才多艺，工作之余，热心传播中国的书法、绘画、乒乓球、歌唱艺术，在任务区掀起中国旋风，受到各国维和人员追捧。2015年元旦，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播出了他们在利比里亚中国军警民联欢晚会上演唱《少年壮志不言愁》的画面。

　　“超人刘”(SuperLiu)：队员刘俊在任务期间坚守在地处偏僻、条件艰苦的格林维尔地区。今年5月，格林维尔地区一个外资橡胶种植公司因土地权属问题出现骚乱，当地居民暴力劫持了公司负责人。刘俊深入核心现场侦查、周旋，与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密切配合，成功解救了人质。

　　“特警杨”(SWATYang)：今年3月，利比里亚首都瑞莱地区发生骚乱，上万民众围攻、焚烧警察机构，杨凯作为唯一在场的维和警察，临危不惧，带领利比里亚国家警察展开处置，为最后平息骚乱赢得了先机，受到联利团高层的高度赞扬。

　　“细心周”(CarefulZhou)：队员周志华在联利团负责人事管理，他在任务期间组织遴选了联合国驻利比里亚各级警察机构负责人171人次，面试各国候任维和警察83人次，警力调配191人次，办理财务手续2000余件次，无一投诉。联利团维和警察总监说：“最难令人满意的人事工作被专业、细心的中国警察创造了‘零投诉’记录，这是一个奇迹！” (编辑：丁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