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关大楼等武汉三个文化遗产申报点拟参与申遗

　　世界的茶叶港曾经在武汉，爱喝茶的欧洲人都知道。

　　中国的茶叶途经万里，由俄罗斯转销至欧洲各地，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雾气蒙蒙的英伦三岛。武汉就在这万里茶道之上，见证了这条伟大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万里茶道，从一开始就是沟通东西两种文明的文化线路。如今，文化线路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新兴的旅游形式，更重要的是，也逐渐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形态之一。长江商报本期《长江地理》栏目，把视野拉回19世纪，带领读者在大武汉的“万里茶道”历史古迹间踱步。

　　2014年10月25日，武汉自愿承担起了申遗“牵头”城市的工作，中俄万里茶道沿线17座城市市长、代表，在武汉共同签署《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2015年11月2日，万里茶道沿线城市申遗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大学举行。经湖北省文物局遴选，武汉初步确定万里茶道武汉文化遗产资源点10处。考虑到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难度，拟将其中8处作为一个整体，最终形成3个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点，即江汉关大楼、京汉铁路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和汉口俄国茶商建筑群。

　　最盈利的生意--茶船衮衮，莫不向汉口

　　万里茶道始于17世纪，中国的“国饮”茶叶从此传入欧洲。

　　在中国南方，茶叶是民众的日常饮品，优良的品种多产自北纬30°左右的地理黄金地带。茶叶西进，与当时大航海时代“海上霸主”——荷兰，在中国南方的贸易有关。

　　欧洲人长期食肉饮奶，体内湿热较甚，积食难以消化。“茶叶能提神解毒，缓解疲劳。跨国贸易频繁之后，茶叶在欧洲传播速度异常迅猛。”万里茶道民间研究学者、湖北省社科院“中俄茶叶之路”课题组专家刘晓航对记者说。

　　1616年，中国茶叶经荷兰传入俄国，1963年，俄国沙皇特使伊台斯，万里跋涉后来到北京，朝拜了时年39岁的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特批，中国茶叶开始通过陆路大量涌入俄国。

　　乾隆年间，蒙古商人在中俄边境买卖城创办了大盛魁商号，专门经营茶叶贸易。“买卖城被俄国人叫做恰克图。大盛魁特意选择了与汉口有经商渊源的晋商，来湖北贩茶叶。这帮怀揣重金的晋商来到了鄂南羊楼洞，他们在当地设立茶庄，每年谷雨前后来湖北，秋后就回山西，当地所产的青砖茶随他们的商帮运销到蒙古、甘肃、新疆和俄罗斯。”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笃勤说，研究湖北茶叶贸易己将近30多年的他曾参与过万里茶道申遗的项目。

　　到了19世纪，茶叶贸易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盈利的生意。西方各国，也卷入到了对中国的茶叶争夺战中。进而，一些历史学家也把鸦片战争成为“茶叶战争”。1861年汉口开埠后，汉口成为鄂、湘、皖、赣、豫、陕、川各省的集散地。这些省区所辖境域也成为万里茶道中国境内的繁忙商道，一路商帮会馆林立。据当时资料记载，“每逢茶节，江舟衮衮，行贾济济，问其何事，莫不曰载茶，问其何往，莫不曰汉口。”

　　 最发达的茶道——陆路和江海联运交替经行，是一张弥散的大网

　　如今的江汉关，在汉口繁华的江汉路口。

　　“武汉开埠后的第二年，江汉关就正式成立了，它与上海海关、广州粤海关、天津海关，并称为中国近代最有名的四大海关。”刘晓航说。据刘晓航介绍，江汉关大楼里还保存着当年武汉茶叶贸易的原始资料，“1909年前，茶叶一直是汉口最重要的创汇来源，从而使它逐渐博得了茶叶港的美称。”

　　随着武汉地位的提升，万里茶道的起点逐渐由福建武夷山北移到湖北武汉。到19世纪中叶时，武汉已成为万里茶道的新起点。刘晓航解释：“原来晋商参与传统的陆上万里茶道，以福建下梅村为起点，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再穿过其间的茫茫沙漠才抵达俄罗斯恰克图，然后在向东延伸，横跨整个西伯利亚，达到圣彼得堡和欧洲。19世纪因为汉口开埠和太平天国战乱的原因，两湖地区成为新的茶叶供给区。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从汉口运出的茶叶则占有国内出口总额的60%。”

　　汉口茶叶的外贸路径，传统上是走汉江水陆。在近代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没有在中国内陆通行之前，汉江是联通西北和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的水运干线。刘晓航对此解释说：“当时民间南北大宗货物流通，并不走大运河，大运河是漕运，由官府控制，大运河太拥挤成本比较高”。

　　做城市历史研究的张笃勤看来，武汉被称为“九省通衢”并不是因为陆路发达，而是因为水路畅通的原因。

　　张笃勤说：“晋商主要走汉江水路。从羊楼洞出发，他们用独轮车把茶运到30里外的新店码头，装船入长江运往汉口。到汉口后换上民船，逆汉江北上到襄阳、老河口，这时才换成马车向西北行。到西安后分东西两路，西路入甘肃、新疆，东路北越山西到河北张家口，在运往买卖城。”

　　近代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运输业的大革命。“交通方式的转换可以改变一个城市的命运，以前茶道上有很多小镇，只有用牲口驮运才能通过，那里便成了富甲一方的重镇，后来随着交通方式的转变，迅速凋零衰败了，人迹罕至。”张笃勤解释。因而，汉口开埠和轮船航运的发达，又再一次造就了武汉的繁荣。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外贸中心由广州北移到上海。长江航运业兴起，沿江各城市港口开放。“当时汉口有直接开往海参崴的航线，另外除了苏伊士运河的航线外，还可以与黑海敖德萨、伦敦、横滨、美国、荷兰定期直接通航。在国内，北上的路线可以选择运往天津港，再由帆船分装溯白河到通州，然后在从张家口运往买卖城。”

　　此后，在江海水路运输的竞争下，汉江商路又转向凋敝。

　　最后的辉煌——湖北近代机械化工业因茶叶被引进

　　整个19世纪，武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只有伦敦和江户(东京)才能与汉口相比，中国再也没有另外一个在同样面积里居住同样多人口的地方了。”英国传教士S﹒威尔士威廉姆斯在写给基督教伦敦总会的信中说道。武汉成了一个新的名利场，各国商人争名夺利，从金融、航运到地产，从纺织、面粉到烟草，俄国商人的目标比其他各国更坚定。几乎所有的俄国洋行、企业都集中精力在茶叶上，他们把汉口的茶叶向全世界各地贩卖。

　　1886年，当时的《东方评论》杂志写道：“在华俄商的生活也很有趣，值得我们学习。有谁能想到，居住在中国城市里的西伯利亚人，生活得比欧洲人还欧化呢？他们阅读外国报纸，懂外语……”

　　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访问汉口，受到了张之洞在晴川阁上的热情款待。1904年，俄国驻汉领事馆落成。这是一座具有斯拉夫风格的两层砖混结构建筑，用麻石砖石墙体，墙脚勒上红砂石。领事馆门前是临江的一座花园，门斗劵拱高大，汽车可以通行。俄罗斯商人的住宅基本在俄租界，装饰有明显的斯拉夫民族风格，李凡诺夫公馆、巴公房子、东正教堂、顺丰茶栈都是典型的俄商建筑。

　　“俄国在汉口开办了顺丰砖茶，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家采用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制茶厂，湖北的近代机械化工业也因茶叶贸易而被引进。”刘晓航说。

　　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汉口大智门车站是这两条铁路干线上的枢纽站点。销往西北地区和俄罗斯的汉口茶叶，大多选择从铁路北上，到东北后又通过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运到圣彼得堡。

　　京汉铁路汉口大智门车站，曾经繁盛一时，如今已处在闹市之中，淹没在成片的居民小区中。大智门车始建于1900年，曾在辛亥革命中受损，1917年修复改建完成，由法国人设计，属于法国古典主义四堡式建筑。

　　随着时代的转变，英国人在印度创制红茶，日军侵华封锁长江，万里茶道也逐渐萎缩，以至衰落。汉口俄国人的社区，直到20世纪中叶才消逝。“90年代的时候，鄱阳街那里还有留有一家名叫邦可的俄国餐馆，我多次从它门前走过。”张笃勤说。

　　记者从大智路轻轨站下来，向车站路方向步行，不到3分钟就可以看到大智门车站绿色的斜坡屋顶，屋顶正中立着一只铜铸的飞鹰。车站孤零零的被漆黑的铁栅栏围住，白色的墙面上窗楣开阔。

　　晚间，车站大门口的灯会亮起，车站内寂静无一人，四周昏暗，站在门前仅看这一栋，仿佛置身欧陆的街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