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时报】国家扶贫机制改革在路上
曾经，湖南省新邵县政府因一条“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的LED宣传语，引起了舆论哗然。
不过在现实中，各类“贫困”帽子已成为地方谋求发展的金字招牌。因为扶贫资金和优惠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先脱贫，而后努力戴上“贫困”帽的怪象。
贫困帽子不好戴了
2012年3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这是截至目前最新的调整名单。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查阅发现，有38个县区被调出，但总数仍为592个。名单中，各贫困县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其中，中部省份217个，西部省份占375个。在所有省份中，贫困县最多的是云南，有73个；其次是陕西和贵州，有50个。此前“高调炫贫”的湖南省新邵县不在该名单上。
近年来，一些贫困县超标修建办公楼，超能力举办庆典，超水平建设标志性建筑，甚至公款吃喝、铺张浪费，一边享受贫困县政策，一边过奢侈浪费的生活，这些情况多次被媒体曝光。为了坚决刹住戴帽炫富之风，今年多省出台了相应的约束机制。
2015年7月，湖北省出台《关于建立贫困县约束机制的实施意见》，严管贫困县“戴帽炫富”。这一制度设计，其实是源于中央的顶层谋划。早在今年初，中组部、国务院扶贫办就印发了《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见》，要求考核工作要引导贫困县把工作重点放到扶贫开发上来。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紧接着印发了《关于建立贫困县约束机制的通知》，对贫困县必须作为、提倡作为和禁止作为的事项做出明确限制。
此外，今年年初，河南省扶贫工作会议提出，贫困县考核机制从主要考核GDP向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有人说，“贫困”帽子不好戴了。
过去，贫困名声不好听，但是有些地方却千方百计想戴，戴上了还不想摘。当然，贫困县自身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希望快速发展，摆脱贫困县的帽子；另一方面，却抓住“帽子”不放。因为一旦和贫困挂上钩，各类扶贫资金等实惠纷至沓来。
记者了解到，“国家贫困县”不仅可以少交税收，在财政转移支付上可享受额外补助，至于土地政策、项目确定等多个方面，累计起来的利好难以估量。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不惜动用公关手段，也要为自己争得一顶“国家贫困县”的帽子，尽管很多县已经摆脱了贫困，却仍然倾力保持贫困县的身份，希望继续享用国家的扶持资金和政策。
中国扶贫基金会一位工作人员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在确定“国贫县”时，主要的参考指标是依据当地的贫困人口数量、人均纯收入、当地的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等数据。在申报国贫县时，地方县一般会有针对性的筛选指标。这个指标要能充分说明当地的贫困状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当地政府还会对部分指标进行相应调整，以利申报，而获得国家扶贫系统和省级部门的认可则至为关键。
这样以来，进京动用各种资源游说疏通也就成为各个有意争夺“国贫县”帽子的地方政府竞相施展的手段。而现实是，单纯依靠扶贫款“输血”是远远不够的。
今年8月，云南省出台《云南省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规定对19个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取消GDP考核指标。此外，广西也出台规定取消当地8个县的GDP考核，其他25个县降低GDP考核权重。
不仅在云南和广西，贵州、海南等多省对部分贫困县的考核，都从主要考核GDP向考核扶贫工作成效进行转变。
产业扶贫才能“造血”
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超过7000万人，扶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中国扶贫工作也面临历史考验。而在各个贫困“单元格”里，贫困县领导干部的作用举足轻重，贫困县扶贫考核也至关重要。
天镇县位于山西省最北端。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天镇县也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定点扶贫县、山西5个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试点县之一。
2012年4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正处级干部、心理学博士王剑辉挂职山西省天镇县任常务副县长，开展定点扶贫工作。在近4年时间里，他不仅向社会募集了数千万元扶贫善款，还打造了“天镇保姆”品牌；创办了山西省首次县级盲人按摩培训班；引进了新型饲料加工技术，降低农民饲养成本；从山东引进土豆新品种，亩均产量达到8000斤，实现农户收入翻番……在天镇县扶贫工作中，王剑辉开创了多个第一次。
10月27日晚上9点多，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致电王剑辉时，他正在开会讨论本周开班的大同市母婴护理培训班的教学工作。王剑辉向记者介绍说，天镇县没有煤炭资源，农民收入单一，经济发展落后，在离县城20公里的地方，还有很多农民住在窑洞里，有的窑洞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里自然环境恶劣，风沙大，前不久刚下了一场雪。
在王剑辉看来，产业扶贫才能“自我造血”。扶贫要“先扶观念的贫，然后才是经济的穷”“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懒”，小康目标的实施关键在干部，重点在农村。
他发现，天镇县虽然没有煤矿资源，但劳动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妇女大多闲在家里，又没有一技之长，而家政服务业特别适合当地的农村妇女。于是，他抓住春节期间北京“保姆荒”的契机，提出了打造以家政服务为主的劳务输出品牌的思路。
当然，万事开头难，本以为让妇女们挣钱是好事，但响应者甚少。“所以，首先要观念脱贫，很多人不愿走出去，更没有主动脱贫的意愿，对新事物不敏感。”王剑辉坦言。
为此，他亲自带领扶贫工作人员，钻山沟、进农家，坐在村民的炕头上，说服动员。与贫困妇女算长远账、算增收账，增强她们进京创业、脱贫致富的信心。每成功输送一名妇女进京务工，必须过“五关”，即过村干部关、妇女自身关、丈夫关、子女关、村民舆论关。在2013年春节前，他瞄准北京保姆奇缺的市场，提出带着乡亲们到北京过大年的号召，护送妇女增援北京春节期间的“保姆”市场。
据了解，天镇县已培训家政服务人员4798人，有2460名农村妇女在北京、天津、太原等地成功就业，人均年收入在3.5万元左右，就业妇女每年可以为县里拿回劳务收入达8000多万元。每年仅家政服务业一项可以带动近一万人脱贫。
王剑辉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现在提倡精准扶贫，不是给每户多少钱就能脱贫，而是鼓励他们自立自强，除了老弱病残外，有劳动能力的只要肯吃苦，肯动脑，国家有很多免费就业培训，可以帮助他们改善贫困现状。
在两年扶贫工作即将结束时，大同市和天镇县主要领导专程去人社部请求王剑辉留任，很多群众和老干部也联名上书省领导希望他留下。他也成为中央机关在山西连续4年扶贫的干部。在今年全国扶贫日，王剑辉被推荐参评“中国消除贫困奖——感动奖”候选人。
晚上10点30分采访结束，记者跟王剑辉道晚安时，他说自己还不能休息，要赶夜里的火车去北京，为天镇的村民联系输送劳动力就业问题。
制定贫困县退出机制
中国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而在“共同富裕”的政治愿景里，国家划分贫困地区作为帮扶对象可谓合情合理。但资料显示，2001年，中国核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10多年来不少贫困县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成为经济强县，但由于贫困县在国家政策层面能得到更多倾斜，导致我国贫困县数目长期减不下来。
对此，有专业人士提出，中央为贫困地区提供项目资金，本意是为了培养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而非倾国之力为它们“输血”。改变这一状况需要逐步建立“扶贫工作重点县进退机制”，一些地区把保住“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帽子视为政绩之一，建立进退机制则有利于调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积极性，大幅提升脱贫的效果和针对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扶贫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向前推进。按照中央要求，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要全部摘帽，贫困县退出机制改革由此提上日程。
日前，湖北省政府表示，37个贫困县在2019年全部摘帽。
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认为，扶贫政策落地，就需要建立和完善贫困县区考核、约束、退出机制的精准扶贫，杜绝“戴穷帽子过富日子”的现象。所以，一方面，要制定定期评估制度，让扶贫资源用在实处；另一方面，要适当延长对地方政府扶贫工作的考核周期，并将其作为地方政府和党政部门领导的测评标准，防止原地踏步的贫困“惰性”和“惯性”。
近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表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不能都等到2020年时一起摘帽，要鼓励有条件的先退，退出后到2020年的扶持政策保持不变。2020年以后，中央还会考虑研究新的扶持政策。
他还强调，目前国务院扶贫办正加紧制定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退出方法，做顶层设计。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改革方案经修改后，将尽快报批并印发实施。在中央层面，主要是建立制度和机制，明确标准和程序，细节问题留给省里决定。各地要提早部署，抓紧完善退出计划，安排好各项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及时退出。
据了解，与贫困县退出机制相配套的，还有贫困县考核机制改革。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办已经印发《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见》，目前有14个省份出台了实施意见。考核的指标以脱贫成效为主，比如脱贫人口的数量、贫困县的退出数量、贫困村的退出数量等，还可包括驻村工作队的认可率等。抽查评估将交给第三方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