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棉花》：普通中国人到底什么样

新疆的棉农冶文骏拥有一片棉田，每年收获季节，会有来自外省的“拾花工”为他摘棉花，但他的收入也不高，《棉花》中，一直乐呵呵的他坐在地里抱怨：“农民不过就是为企业卖命的。八年间，周浩拍完和正在拍摄的纪录片作品，超过十部，大部分都有这位朋友的帮助，其中包括《棉花》和2005年香港金像奖最佳人道主义纪录片《高三》。

新疆的棉农冶文骏拥有一片棉田，每年收获季节，会有来自外省的“拾花工”为他摘棉花，但他的收入也不高，《棉花》中，一直乐呵呵的他坐在地里抱怨：“农民不过就是为企业卖命的。” （周浩供图/图） 

“我的获奖感言是不是显得有点怪？”2014年11月22日，第5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导演周浩凭《棉花》得到最佳纪录片奖。颁奖过后，他还是有点在意。

他的获奖感言说得极简短：“这半年经历了很多事。有朋友答应要跟我来的，但是来不了。”台下星光熠熠，坐着巩俐、陈冲、桂纶镁、陈建斌……可没多少人懂这话的意思。

八年间，周浩拍完和正在拍摄的纪录片作品，超过十部，大部分都有这位朋友的帮助，其中包括《棉花》和2005年香港金像奖最佳人道主义纪录片《高三》。

和大部分独立纪录片一样，《棉花》只在国内做过几场小型放映，看过的人不多。金马奖颁布，有网站迅速来谈《棉花》的独播，价格不算太高，但对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来说，已有吸引力。也有朋友跟周浩商量，把《棉花》带去香港发行。2013年的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看见台湾》，曾在台湾卖到1.4亿台币票房，在香港上映时也场场爆满。《棉花》不做这样的奢想，但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见”。

也让你老公看看你有多辛苦  

2005年，周浩已经拍完了成名作《厚街》和金像奖作品《高三》。新闻里频繁出现的“摘棉大迁徙”攫取了他的注意：每年中秋过后，上百万的“拾花工”，从河南、甘肃、四川、陕西等地，被一列列拥挤的绿皮火车运往新疆，投进广袤无垠的棉花地。他们每天重复采棉动作两三万次，用几十天的机械劳作换回家中一年的生计，2005年，这大概是三四千元。

河南滑县的小媳妇儿延威是上百万摘棉工之一。喂饱了三个孩子，坐了56个小时的火车，她来到新疆，开始三个月的采棉工作；新疆的棉农冶文骏抱怨棉花价低，坐在地里感慨“农民不过就是为企业卖命的”；国企改制后的河南某棉纺厂效益不佳，女工们不堪酷暑劳累，轮流辞职，女领班焦头烂额；广东牛仔裤厂的工人加班到半夜，也只能伸个懒腰、恨恨地骂：“妈的老子快累阉了”；广交会，老外一要货就是一千件，很急，“for American”，中国厂方犯难，这意味着工厂必须紧急赶工。中国经济的细微面相，被一团团棉花串起来，成了《棉花》。

滑县曾是拾花工输送的典型，号称“每年向新疆劳务输出最多”。周浩拜访了滑县劳动局局长，跟他下乡，拍摄他们动员潜在的“拾花工”，再后来跟局长挤上绿皮车，开赴新疆。

搞定局长对周浩并不难。他擅长和拍摄对象打交道。在纪录片《龙哥》里，周浩直接把自己和拍摄对象的沟通剪进了片子。那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真实又纠结。每次和毒贩龙哥见面，他都会带上200元“救助费”。龙哥和妻子曾恳求周浩借给他们500块钱，周浩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200块：“我不会多带。我为什么要多带呢？我又不是笨蛋。”他不断劝诫龙哥戒毒，但故事总是在借钱、信誓旦旦戒毒、复吸中周而复始。

“我的长项就是跟人打交道，能够让他们说一点平时说不出来的话，仅此而已。”周浩自我评价。

在开往新疆的绿皮车上，周浩也顺利与延威打上了交道。延威身材瘦小，样貌俊俏。那时她29岁，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周浩相中的是延威的性格：干净利索，对生活有憧憬。愿意说话，也好相处。

第二年，周浩把摄像机带到了她家里。这个家并不宽裕，孩子们从碗里扒拉出一块肉来，都会惊喜地向母亲汇报。延威一边洗碗，一边抱怨：自己不到三十，看起来已经像四十；丈夫不愿外出打工，“穷家难弃”；而她出去这一趟，就能赚回务农一年才能得的钱。

周浩带着摄像助手谭佳英，再次上了滑县拾花工的绿皮火车专列。在滑县火车站，谭佳英被拥挤的人群冲散，跟丢了延威，这让周浩着实生气。重新找到延威的时候，她正在把钱塞进袜子，笑盈盈向姐妹们展示：“这样不会丢。”

列车里拥挤且空气污浊，硬座底下也躺满了人。延威轻巧，爬上了行李架。周浩把镜头对准她，或许觉得姿势不雅，延威连连闪避。“也让你老公看看你有多辛苦啊。”周浩劝道，延威便不再坚持。

火车票来回二百多元，要从拾花工的收入中扣。到了新疆的采棉基地，女工们住进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每天天不亮，就坐上比绿皮火车更挤的卡车，到二十里地外摘棉，晚上十点结束。其间吃两次饭，谭佳英偶尔同吃，从未在伙食里见过肉。

拾花工里，昏黄的灯光彻夜不息。谭佳英和她们住在一起，一边拍摄，一边听她们聊天：聊丈夫孩子，也聊谁原来离了婚。固定的一个话题是“摘了多少”，延威摘棉的速度是中上游，一次摘了140多公斤棉花，她信心满满向姐妹们宣布：“明天不摘到150公斤就不回家。”

“她在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她为十年后立下了一个普通又现实的目标。她知道奋斗，不会好高骛远，不会轻易否定现在的生活。”周浩感兴趣的，也正是这种“中国制造”链条中的普通中国人。

没来得及记录的  

周浩在滑县拍摄延威时，接到了摄像师袁哲从新疆打来的电话：机器被掉包了。那是一个美国朋友借给周浩的，价值四万多人民币。周浩到现在都没能还得起。

袁哲注意到，周浩会给要拜访的所有农户带上小礼物。在棉农冶文骏家吃饭，很长时间见不着肉。周浩便总会割几斤牛肉给冶家改善伙食——因为常年拍片，周浩总是缺钱，在朋友圈里，他著名的抠门。

冶文骏是甘肃人，早年随父辈移居新疆，至今却还一口甘肃方言。周浩原本以为冶文骏会是个有故事的人，拍到一半发现他太不善言辞。好在冶文骏有个女儿，懂事，开朗，喜欢弹一台破旧的小琴。她缠绕在父亲背上，看着还不会说话的弟弟乱敲琴键，棉花地里，父亲教他们翻苗、拨土。棉花在这里，便牵涉到了期望和未来。他们也成了《棉花》的主角之一。

寻找配合拍摄的工厂最难。靠着朋友的朋友，周浩在河南找到了一家接纳他的棉纺厂，拍了两个月。在广州增城，他通过广州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联络到一家牛仔裤厂，相当满意——厂老板是个富二代，到英国受过教育，理解什么是独立纪录片，对拍摄全面开放。这家牛仔裤厂最大的好处是，上班时间可以自由聊天、开玩笑——若是换家纪律森严的工厂，画面就只能死气沉沉。

按周浩的设想，棉花经济这条产业链，至少还需要跟拍一位老板、一个商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最终没能实现。“做纪录片，别人怎么能让你拍，也许比你怎么拍更重要。”周浩总结。

金马奖评论《棉花》：“银幕上呈现今日中国棉花史，也是一页农工生活史。”周浩自己却对《棉花》不甚满意。“八年时间，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周浩说，他觉得应该更用功一点：至少去回访，观察这些人的变化。

但回访的念头，却总被各种“非干不可”的事情打断。这期间，他创作了几部纪录片：《龙哥》、《差馆》、《急诊》、《书记》、《大同》……还攒了一大批不知何时能收尾的素材。

前些年，周浩还与片中人物保持联系，知道延威又去摘了几年棉花；河南那家棉纺厂终于倒闭，工人们纷纷散入私企。这两年，联系方式也都遗失了。周浩惦记，当年冶文骏读五年级的女儿，如今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冶文骏曾一心想让她做医生，也不知她是否真的学了医。

新疆的棉花地里，事情也大不一样了。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拾花工越来越少。一些地方招用拾花工的数量是八年前的三分之一。这些变故，《棉花》也还没来得及去记录。

“如果按设想实现，拍摄的也许是另一个故事。”周浩知道，遗憾也是纪录片的一部分：“‘中国制造’下的普通中国人到底什么样，至少在这个故事里，我用我能记录下来的素材，完成我的解读，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