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文革”二字何必加引号

08.01.2015  05:25

 

     

    一

   在为这本书寻找书名的时候,曾经想到过“死者与生者”。很熟稔,好像就在嘴边,却原来是苏俄作家西蒙诺夫晚年一部长篇的名字。那里沉淀了他对战争的回忆与思考,全部情节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死者与生者体现出来。远比他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期写的《日日夜夜》深沉多了。这深沉中有着时间的分量。

  我这本书,写的已是尘封五十年的身边琐事和琐闻,半个世纪过去了,其中涉及的人,许多已经作古,偶有依然健在的生者,也已寿登耄耋,垂垂老矣,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必讳言,都将循自然法则以去。如果袭用西蒙诺夫旧题,这就是最表层的意思,一看便明暸的了。

  然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书中所写,从开卷前的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前后,全国笼罩在大饥荒的阴影下,更是陷入死神的控制中。据不完全统计,这四五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三千多万,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上下,遍及大陆各省,从老幼病弱到年轻力壮的青年中年,而以农民和底层居民为主。这样庞大的死者群,构成了我这本书反映的时代之底色;可悲并可诅咒的,是我和相当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着城乡二元化的荫庇,同时又受报喜不报忧的舆论蒙蔽,长期对这样悲惨的实况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仿佛毫无心肝地苟活着。作为这样幸存的生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无地自容。在被遮蔽的死者呻吟或无声地告别这个世界的背景上,当读者读到书中描述的各样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琐事时,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地域发生的,从而对其中的曲直、真伪、善恶、美丑做出自己的判断。

  不过,为了避免过于刺激,终于没有采用这个书名。

  但我仍愿把考虑书名时有过的片断思考写在这里,供大家参照。

  2013年9月28日

  二

  现在是把这本书命名为《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了。

  在老中国,有所谓“红帽子”,原始语义是指在火车站帮旅客提携行李的工人,他们以一顶红色的帽子突出身份。后来说当局或警察特务给谁戴了红帽子,却是隐指共产党的嫌疑了。

  我们少年时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笑说我们戴上红帽子了,是自嘲更是自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反右派斗争后,在对我的处分决定中正式戴上右派分子这个政治帽子,不禁想起红帽子之说,转眼间“红帽子”变成了“黑帽子”。经过劳动改造,认罪检讨,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人前背后还是被人叫作“摘帽右派”。于是悟出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灰帽子”。至于几年后又被称为“黑帮”,重新戴上“黑帽子”达十年之久,那是后话不提。

  一个人,如土耳其共产党员诗人希克梅特说的,“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头上的帽子却不断换来换去,无可自豪,只剩自嘲了。

  人已老,重数走过的脚印,有了对六十年代“摘帽”时期那几年的一些回忆。只是围绕个人生存状态的如实交代,未曾亲历那段岁月的读者或可略窥一斑,但还应该交代一句:

  我在当时的“摘帽右派”以至在成千上万的“右派分子”中,其实是“非典型”的。

  当时有过一个分六类处置右派分子的政策性规定,第一、二类最重,第五、六类较轻,我属于第四类,保留公职,撤职、降级降薪、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云云。据李维汉回忆,有近二分之一的人被“劳动教养”,关在“大墙”里,同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他们的遭遇,可比我们在没有大墙的地方服劳役,严酷得多了。

  我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在大饥荒波及全国之前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后来又摘了一批人的帽子,基本上是分配外地,基层,遣返回乡或在劳改场所就地消化,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了。

  在同样划右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人颠沛流离,辗转各劳改、劳教场所,风雪边疆,矿井底层,忍饥挨饿,拼命干活,生死一线,听天由命,幸存者有的家庭破碎,有的一身伤病。很快又是十年动乱,到七十年代末,那些一直没摘右派帽子的才把帽子摘掉。我不但及早生还,且有一枝之栖,苟活多年后,竟得以在有生之年复出,可以重操旧业发表作品,也算是有了一点话语权吧,而我却不能代言于万一。比起那些已经过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丧失了一切公民权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谓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说简直在享受着被照顾的优遇了。——我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在依出版方意见,逐页校改过程中,我作为多年的体制内编辑,也深深体会编辑同仁们的工作艰辛。比如我习惯于文革二字不加引号,累得编辑费了多少添加引号的工夫。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何必加引号?》我认为文革或其全称,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阶段性称谓,已经自然地成为专有名词,它所指称是明明白白的。而原初认定应加引号时,大约正在决议“彻底否定文革”之际,以为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浩劫,实在有伤于大家一贯认同的革命应有的光辉形象,无产阶级也跟着不体面了,所以不该再那么叫;加上引号,就有了类似“所谓”的意味,即虽叫革命,其实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我想,“名从主人”是个铁律。周作人之作人有违中国人作人的道德,但不能因此叫他为“所谓”周作人,胡长清名为长清却贪贿俱全一点也不清廉,但也不能因此叫他为“所谓”胡长清。同理,文革作为一定时空中的实体之定名,是一个事实判断,用不着以“所谓”来表示加以否定的价值判断。道理如此,但对谁去讲呢?读者看到的,是曾经问过“何必加引号”的作者,这回还是都加了引号。

  读者通达,该是能够理解和谅解的吧。

  邵燕祥 2014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