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好人有好报”成真

　　沈彬

　　“十一”期间，浙江大学大四学生王扬一出杭州火车东站，就撞见有人在搞“三元”骗局，想起两年前自己也遭遇过这种骗局，王扬决定向路人提警，揭穿骗子，结果被恼羞成怒的行骗人员殴打在地，头部缝了三针，花去了600多元医药费。目前，打人的凶手已经被警方控制，其实行凶者也是老油条了，之前就被东站派出所行政拘留过。故事看似有一个“恶人有恶报”的好结局。

　　但是，事情的高潮部分还不在这里。事后，民警还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学生的正义感值得肯定，但还是要有安全意识，以后遇到此类情况，建议第一时间报警。”

　　另外一方面，马云的阿里公益“天天向上”决定奖励大学生1万元，奖励他爱管闲事，让恶意无处遁形。

　　警方的善意提醒，马云的慷慨奖励，让这件见义勇为事件有了更深层次的解读空间：正义不仅仅是让坏人被绳之以法，而是让好人得到实质性的奖励，让他们没有吃亏，而目前法律和见义勇为激励机制并不完善。

　　我们先分析一下“三元骗局”：首先行骗者向你借三元钱，稍微有点善心的人就给了，等掏钱的时候，骗子会改口说是13元，之后又改口说是43元，此时骗子的同伙会挤过来，对当事人搞软硬兼施，逼着就范。

　　虽然，骗术并不高明，但在法律上挺难界定这是诈骗，是敲诈勒索，还是受害者的自愿。毕竟受害者是“主动”给的钱，行骗者是否有胁迫挺难用证据固定的。这也给警方打击这种“低烈度”街头诈骗，带来了很多麻烦。事实上，根据相关刑事立案的标准，涉案金额只有几十元的，也很难作为刑事案件立案。

　　警察依法不方便严惩；受害者又往往认为损失不大，不愿费时、费力报警追究；明白这是骗局的人，又不想惹祸上身。结果呢？就是街头骗子有恃无恐、恣意横行。

　　对于警察而言，“三元诈骗”是非常难管的轻微犯罪案，而一旦当事人被行骗者打伤，案件定性会有质的改变。中国《刑法》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就转化为“抢劫罪”这个重罪。而重罪的定性会对警方办案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警方才会在事后说“大学生要有安全意识，要第一时间报警”，这多多少少是不太认同王扬直接揭穿骗局。

　　从被打大学生角度来说，管了“闲事”，得到的更多是风险。他因为揭穿骗局而被骗子打破头，医疗费、精神损害费等损失，只能向骗子去主张。如果真要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渠道，一是时间成本太大，整个诉讼流程走完，不知道猴年马月了；二是赔偿的标准太低，总之是会吃亏。

　　我们把方方面面都分析下来，就会发现“正义的天平”并不完美：骗子行骗的违法成本并不高；大学生去揭穿骗局，正义风险反而很大，却很难通过现有的机制得到正向的激励（甚至是及时的补偿）。那么怎么办？这需要用“有形之手”去扶正“正义的天平”。

　　这次是马云通过阿里公益“天天向上”，直接向管闲事的大学生奖励1万元，顿时实现了“好人有好报”。1万块钱并不多，但它向整个社会传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好人“管闲事”，向违法犯罪说不，有人会站在背后支持你的，你并不孤单。

　　当然，奖励善举并不一定就是马云这样的富豪，而是完善社会对于善行的保障机制，包括各地施行的见义勇为奖励规定，可以提升奖金发放标准、简化认定程序。总之，就是要让好人得到及时、足额的奖励，让善行不再有风险。

（编辑：刘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