蕲春县局：我祖父的烽火税月

　　我的祖父袁斗南，又名袁寿，1902年生于湖北省蕲春县横车桥长石庙一个贫农家庭。大革命时期，他在蕲春县彭思桥、蒋家山一带创办农民协会，积极发动周围地区的农民同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作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入地下，暗地向党的地下组织提供情报，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受到党组织的充分信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南方党组织开展的抗日斗争，1938年，他参加了新四军地方武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烽火岁月收税支援边县抗日

　　抗战时期，鄂东地区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主要是通过成立边县组织来开展活动。当时，蕲春的边县组织有浠蕲边工委，蕲广边工委，蕲太英工委等。
　　1940年，在中共浠蕲边工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浠蕲边县税务局，我的祖父任局长。税务局在辖区内的长江河道附近设立了几个税卡，专门对过往商船征税，同时在茅山、管窑、韦源口、散花州等地区相继成立税务所，并成立了税警队，亦称护商队，对当地地主和商贩收税。那时的税务所和税卡大多设在水陆交通要道上，有时还用专船在长江上流动收税。由于根据地的税率比较低，一般商人都愿意纳税，连日本洋行的商船也要缴税，因为日军没有那么多的武装来押运，他们不敢不缴税。对于偷税或抗税者，通常处以一倍或数倍的罚金或滞纳金。抗战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当时的税收工作必须要严格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兼顾好各阶层的利益，特别是要照顾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以坐商税为例，通常按销货额征收，销货额则根据经营规模估算，一般小本经营按1%至5%征税，比如屠户卖一头200斤的猪，对其所征税金大约是2.5斤的肉价，但对于开行赚佣金的，则实行较高的税率，按佣金征15%至30%的税。
　　浠蕲边县管辖的彭思、茅山、韦源口等都有渡口码头，当时在周边地区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每年可以向上级党组织上交大量的税款。他经常亲自带领税警队(后称税警连)深入浠蕲边县沿江敌后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地主和富商积极上缴税收，为了巩固和发展鄂东抗日根据地，他们还将一批又一批的粮饷等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鄂豫边区，有力地打破了日军的经济封锁，调动了群众抗战的积极性，为夺取鄂东地区抗战胜利创造了必要的物资条件。

　　 智擒小鬼子伏击日本兵

　　由于浠蕲边地处蕲春、浠水两县交界处，襟江带湖，南临长江，上通黄石、武汉，下达蕲州、武穴，水陆交通便利，经济较为发达。日本人十分看重这里的区位优势，就将其当作盘驻蕲州和黄石的重要据点，由日军警备队在此常驻。常驻的日本兵自然不是善茬，他们经常性地到附近一带进行骚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
　　一天，经侦查得知，有一日本兵到附近村民家中联系买西瓜。一向痛恨日本兵的祖父觉得这是一个教训他们的好机会，就与税警队以及当地群众一起商量擒获日本兵的策略。他们事先安排1名边县指导员和2名税警队员事先在路边的瓜田沟里藏好，当小鬼子返回经过时，他们一跃而起，飞身上前死死将其按住，小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捆上了。后来，那日本兵被带到税警连部，旋由浠蕲边县武装指挥部解送至新四军第五师，最终转交给了日本“反战同盟”。
　　活捉日本兵，税警队员们倍受鼓舞，当晚祖父就提议给鬼子们来一次大点的教训，在蒋家山伏击他们，并向大家介绍了具体的部署，队员们一致同意。蒋家山位于浠、蕲两县交界处，这里群峰壁立，冈峦交错，四面峡谷环绕，中间是丘陵地带，南北长达10余公里，东西宽3至5公里，周围20公里，有“小四川”之称。次日大早，祖父率领税警连80余人，带着80多条长短枪和3挺机枪，提前埋伏在蒋家山制高点。早饭过后不久，100余人的日伪军打着太阳旗向蒋家山走来，像往常一样打算去骚扰当地百姓，他们茶足饭饱、有说有笑，浑然不知有事要发生。待他们走进伏击圈时，祖父把手枪一挥，只听众人呐喊、枪声四起，顷刻间日伪军便乱作一团、抱头鼠窜，最终打死打伤日伪军10余人。这次战斗后，日伪军一方面在茅山、散花洲一带沿江村口和街道广贴悬赏捕人的大字招贴，赏格最高的是：“捕捉袁斗南，赏银币二千元。”另一方在，日伪军进行疯狂的报复行动，利用汉奸和维持会为他们报信，捕杀我税警队员。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我税警职员有3人不幸牺牲，其中还有一人是被日伪军抓进茅山日兵“红部”后，放狼狗给活活咬死的。同时，日军对食盐、西药、电池等物质控制得更紧，不让这些物质“流出”茅山的日伪“合作社”。
　　对于敌人的疯狂行为，祖父在请示上级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对敌人进行粮食封锁，不准任何粮食“资敌”。特别是一次没收汉奸叶秀清偷运到茅山的粮食，此事轰动一方，震动很大。
　　再往后蕲（春）广（济）边县推广祖父在茅山的作法，对蕲州的日军进行粮食封镇，没收了“百当”部分（土匪武装）小头目张志祥偷运到蕲州准备资敌的一船大米。这样一来，蕲州（包括茅山）日军据点发生了“粮荒”，连日“华中农产公司”也批评“蕲州农产公司”办事不力，日踞蕲州的头目藤井搏带着翻泽四处找粮。黄土岭汉流大哥胡魁元将这一情况告知新四军后，根据新四军的指示，他向日军表示：愿在日军与新四军中间调后。在保证藤井博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胡魁元把藤井博等人带到黄土岭与新四军谈判。谈判的结果是：藤井博下令蕲州农产公司和茅山“农产合作社”贡献部分商品，如布匹、食盐、手电筒、电池、西药等，限期送出关卡，由新四军指定地点交货（茅山“农产合作社”送出的商品由祖父指定的地点交货），新四军同时宣布开放禁令，允许粮食流通到蕲州、茅山。
　　这次中日军商之间的谈判，新四军取得了预定的效果，一是新四军得到了抗战时期最需要的物质；二是摸清了蕲州日“农产公司”的底细，为日后攻打“农产公司”起了很大作用；三是日军自后再也不敢大肆捕捉我税警队员了，祖父他们茅山沿江一线沦陷区“扩大税源”的目的实现了，浠蕲边县税务局不仅筹措了大量的抗日经费，还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上级党组织还奖励了我祖父一块日本金表和一把日产的七响手枪。在1948年敌人抓捕祖父的时候，祖父打完子弹后，把枪和手表藏在老家壁缝里。解放后我姐姐小时候在家里玩耍时，从土墙的壁缝发现并掏出来，手枪上交了，手表我父亲戴上用到了70年代。

　　 争取多方支持壮大抗日力量

　　抗战期间，祖父还先后担任过中共浠蕲边县工作委员会委员、浠蕲边军政联络办事处主任、蒋家山区委书记、浠蕲边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席、中共沿江特别区委委员、浠蕲边县委组织与社会部长等职务。
　　在祖父眼里，抗日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因此他尽可能地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刚开始搞税收工作时，我们的人员大都缺乏经验，祖父就支持各税务分局尽量争取和吸收一些在伪军和顽军里有税收工作经验的人员，如彭思税务所把顽军廖义华部的阮宽全等人争取了过来，阮宽全后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税务所长。
　　地主周实佛是当地出了名的大财主，他为人乐善好施，经常救济附近的贫困百姓。祖父见他深明大义、知晓大体，便主动上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促使他成为了当地支持抗日的重要力量。
　　浠水天然寺位于浠水、蕲春交界处，抗日时期，它曾是浠蕲边县重要的联络点。祖父是个知识分子，与天然寺方丈悟性法师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颇为投缘。期间，祖父不断向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获得了他的认可和支持。于是，悟性法师带领天然寺暗中援助党的抗日活动，曾是新四军5师14旅的临时指挥所和伤病员的秘密医院与疗养所。据统计，1940—1945年，我军先后在此隐蔽治疗的伤员共有200多人。由于祖父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新四军五师李先念师长还表扬祖父是一个“很会做群众工作”的税务局长。

　　 廉洁奉公堪楷模宁死不屈铸忠魂

　　据我的父亲回忆，祖父是一个生活节俭、大公无私的人。当年，祖父身为浠蕲边县税务局局长，也算是当了不小的官，因为经常亲自带队收税，常常身上挂着装满黄金、银元的布袋，身边的警卫员更是经常用箩筐挑着各种金银财物。国将不国的情形下，民不聊生是当时全国百姓普遍的生存状态，祖父一家人也不例外。祖父常年在外，父亲年纪尚小，没有劳力做工赚钱，家里经常接不开锅，父亲说他现在都还记得饿着肚子读书的滋味。那时候，祖父每次回家都会带着几个警卫员，尽管家里缺衣少食，祖母还是要好好招待他们。其实，祖母也不是没有抱怨过。一次，家里又快过不下去了，祖母就唠叨：“你整天在外面身上一堆钱，家里却沾不得半点光！”祖父听了，大发脾气：“那些钱是党的钱，是用来充军费、充党费的，私用的话是要杀头的！”
　　抗战时期的税收工作，既要跟日本人周旋，又要跟奸商地主们斗智斗勇，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正是祖父那一辈人不畏生死、不求回报地扛起了那份重担，成功地支援了抗日最前线的工作。抗战期间，浠蕲边县税务局有数十人为了税收事业、为了抗战胜利奉献了他们的生命。鄂豫边区党委、行署在给浠蕲边县税务战士的慰问信中赞誉他们是“站在抗日最前哨的战士”。
　　1948年4月，祖父等3人被叛徒出卖，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被国民党官兵捉住。敌人再三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军费隐藏地点和地下党员名单，他们宁死不屈、无一招供。国民党蕲春县长叶景福恼羞成怒，于1948年7月19日以押送到国民党武汉特种刑事法庭提审为名，将他们3人押送武汉，船行至韦源口江面时，早有预谋的押解士兵将他们捆绑推入长江，祖父他们溺水而死。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武汉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