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是否改善了维权生态？

　　国内大城市活跃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购买假货、问题商品，直接向商场索赔或打官司索赔为生；他们频频出入法庭，综合法律素养虽比不上职业律师，却将《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少数几部法律研究得滚瓜烂熟；他们大多数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最高年收入达上百万元……他们就是职业打假人。

　　根据统计，近年广州地区法院受理消费维权类官司，80%甚至95%以上由职业打假人发起。其实，不仅是在广州，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法院，类似的案件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原因就在于，法律的完善和补强，赋予了职业打假人更多的盈利空间，从而吸引了更多打假人加入其中。

　　从表面上而言，打假队伍的专业化、组织化，对于售卖假货的不法商家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更何况，职业打假团队的运作，对消费者维权具有导向作用，使消费者们懂得了如何维权，如何索赔。然而，职业打假人不断增多且暴富的现实面前，却让人五味杂陈。

　　事实上，职业打假人的增多以及暴富现象的出现，往往与假冒伪劣商品的数量成正比。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曾亲口表示，“现在的职业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造假企业生产的商品卖十块钱，掌握证据后，可以索赔十万元；拿到高额赔偿后，由于没有监督力量促使企业“改邪归正”，利益受损的厂家多半会变本加厉地生产假冒伪劣，但打假人“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

　　也就是说，假冒伪劣商品催生了职业打假人，但打假人并不是奔着结束假冒伪劣去的，而是分一杯假冒伪劣的羹。如此，可以看出在打假力度越来越大的当下，假冒伪劣商品很难变少，反而可能越来越多。这就表明，我们的市场缺乏“自净能力”，与销售合法正规商品相比，制假售假的利润空间无疑具有更大的诱惑性。

　　打假趋于职业化，佐证了当前消费市场维权掣肘依然存在，大众式的维权常态远未形成。维权成本过高，维权救济途径的不畅，法律专业知识的匮乏等等，都严重弱化了普通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应该说，立足于净化消费市场的目的，还是应该反思当前的维权痛点，努力减少假冒伪劣商品，提高大众维权意识和水平。从这个方面而言，市场监管的发力、法律规定的完善和补强、维权门槛的降低等等，都需要进一步考量和思索。唯有如此，才能让打假由职业化变为大众化，进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常态。（刘建国）

（见习编辑 金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