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穆曾侯特展”与“战略合作协议”

10.03.2016  10:41

  2016年3月4日,由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襄阳市博物馆、枣阳市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穆穆曾侯——湖北郭家庙擂鼓墩出土文物特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隆重开幕。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兼文物局局长顾航,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吴伟峰,自治区文化厅副巡视员谢日万,自治区文化厅博物馆与文物安全督察处处长莫志东,湖北省枣阳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吴恒,湖北省枣阳市文体旅新局(文物局)局长卢世成,湖北省枣阳市文体旅新局(文物局)副局长王海滨,湖北省枣阳市博物馆馆长孙军,湖北省襄阳市博物馆馆长、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文物修复中心主任王先福,湖北省十堰市博物馆研究员黄旭初以及自治区文化厅直属单位部分负责人出席开幕式。

  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308件(套),集中展示了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发掘成果,串联了西周晚期到战国早期的曾国历史文化,其中部分文物系首次展出。

  作为广西博物馆近年来引进的最大规模、最有分量的临时展览,“穆穆曾侯——湖北郭家庙擂鼓墩出土文物特展”的隆重开幕与汹涌而至的参观者和体验者,昭示了鄂、桂两地展览层面的文化交流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实,早在“穆穆曾侯——湖北郭家庙擂鼓墩出土文物特展”筹备伊始,湖北省博物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襄阳市博物馆、枣阳市博物馆就没有把着眼点局限于单个临展的举办,而是希望以展览为媒介,加强馆际合作,促进文化交流。

  2016年3月4日,湖北省博物馆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吴伟峰共同出席,双方希望就陈列展览、文物保护与修复、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人才交流培养、信息资料交流等方面开展多重合作。这是两馆借助“穆穆曾侯——湖北郭家庙擂鼓墩出土文物特展”的契机所达成的共识。

  一、展览选择别出心裁

  “穆穆曾侯——湖北郭家庙擂鼓墩出土文物特展”,展品全部源于曾国文物。之所以选择、策划这一展览远赴南宁,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过了反复思考。

  曾国是一个古国,《国语》、《竹书纪年》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与之相反,在曾国的地域,大量文献记载此地有一个随国。著名学者李学勤、石泉等先生提出曾随一家的观点,曾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家垄、擂鼓墩、叶家山、文峰塔、郭家庙等一批曾国墓地的考古及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使这一古国的存在被证实,历史面貌也逐渐清晰。1979年随州出土的“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更是确证了曾国与周天子同为姬姓。

  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峰塔春秋晚期曾国墓地、郭家庙曹门湾春秋早期曾国墓地,曾先后获得2011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几个工地,是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代表性工地,在湖北乃至全国的考古发掘中都享有重要地位。

  随着考古工作的迅速推进,加上学术界对随枣走廊地区文化面貌的广泛关注,“曾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已经呼之欲出。和学术研究同步的,还有新闻媒体的热烈关注,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人民日报》、《湖北日报》等媒体的宣传与报导,让观众对曾国有了一定了解;此外,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举办的公共考古活动,也拉近了考古工作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为“曾国”、“曾文化”注入了品牌效应。

  免费开放以来,湖北省博物馆推介的外展主要是九连墩楚墓的相关文物。和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曾侯乙为代表的曾国文物相比,九连墩楚墓虽然也是高等级贵族墓,但只能展现公元前300年左右楚文化的面貌,无法对湖北地区的优秀成果做历时性展示。“穆穆曾侯——湖北郭家庙擂鼓墩出土文物特展”,展品时段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早期,文化脉络更是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战国中期,二者对荆楚文化的推介孰优孰劣是显而易见的。

  湖北和广西两省,在文化面貌上个性多,共性少。湖北是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全方位融合,而广西中原文化的比重很少,主要是土著文化。如青铜器,湖北是商人、周人着力经营的区域,中原型青铜器较多;而广西则是商、周文化的南界,仅有少量中原型青铜器流衍。

  再就湖北省博物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藏品而言,音乐文物都是各自的特色。湖北省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协会音乐专委会主任委员单位,有着曾侯乙编钟为代表的大量音乐文物的收藏;广西是铜鼓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是中国铜鼓研究会秘书处所在地,两家单位可就此展开充分合作。

  正因如此,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展览选择的时候,首选曾国文物参展,并刻意强化了礼、乐文物的比重。本次展览的文物,主要有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玉石器等,对周人所推崇的“六艺”,几乎是一次完整的展示。在音乐文物方面,曹门湾30号墓出土的青铜编钟,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数量最多、音乐性能成熟的编钮钟,完整的呈现了“徵、羽、宫、商、角”五正声,是其后曾侯乙编钟的先声。这种针对性的文物展示会给展览带来更多亮色;对专业领域的人员,更是提供了近距离接触、研究与探讨的绝好机会。

  二、教育推广不遗余力

  开幕式当天下午,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给广西公众带来了“考古发现揭示的曾国历史”的专题讲座。方馆长以“曾随之谜”为切入点,介绍了叶家山、文峰塔、郭家庙等重大考古成果,深入浅出地为公众诠释了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曾国发达的礼乐文明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及科技水平。讲座最后,方馆长还与现场观众就展览和讲座内容进行了互动交流。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礼乐学堂”,是湖北省博物馆社教活动的品牌。

  为保证社教工作顺利、有效开展,在展览开幕前两周,湖北省博物馆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就社教活动的对象、活动时间、活动环节等诸多细节进行了商讨,并敲定了具体活动方案。展览开幕前两天,湖北省博物馆社教团队抵达南宁,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讲解员和志愿者进行了讲解示范和活动现场模拟。展览开幕前后的4天里,湖北省博物馆社教团队为广西公众讲解16批次,举办了7场社教活动。

  两场“流动千年的音符”特别活动,是“礼乐学堂”为南宁市天桃小学的50名小学生和南宁市的20组亲子家庭精心准备的。孩子们在体验编钟仿制件、楚国服饰、古代投壶游戏等基础上了解了古代贵族必需课程——六艺;同时,孩子们还在社教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穆穆曾侯”展览。

  一场“宝宝爱编钟”的活动,是“礼乐学堂”为广西区党委机关保育院的35名小朋友准备的,旨在寓教于乐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编钟神奇的发音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课堂上欣赏了编钟仿制件演奏的世界名曲《欢乐颂》并在社教老师的指导下亲自登台演奏。

  两场“由穆穆曾侯看先秦礼乐文化”的讲座,是“礼乐学堂”为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师范学院约200名学生准备的。社教老师通过郭家庙、擂鼓墩曾国墓地出土文物解析先秦礼乐文化。

  一门“寻找铜草花——青铜冶铸成就”课程,是“礼乐学堂”为南宁天桃实验小学四年级的110名同学准备的。课程以“穆穆曾侯”展览为背景,为孩子们介绍了楚国青铜冶铸的成就以及楚式青铜器的特点。

  一场“让我的声音做你的眼睛”关爱弱势群体活动,是“礼乐学堂”为南宁市聋哑学校50名盲童量身打造的,不仅让他们体会到了博物馆文化的独特魅力, “礼乐学堂”的系列活动,受到博物馆同仁以及广西观众的一致好评。精彩纷呈的社教活动不仅为广西观众奉献了一场内容丰富的文化大餐,也有效地宣传了礼乐文化,为湖北省博物馆赢得了更多关注。

  三、文创衍生荆楚特色

  文创产品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代表品牌。湖北省博物馆开发了一系列极具楚文化特色的青铜器、漆器、瓷器为元素背景的各类文化产品,其类别形式多样,有传统的编钟、鹿角立鹤、漆盘、耳杯等典型湖北特色的文物复仿制品,也有新颖、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如卧鹿首饰架、情侣钥匙扣、合金青铜手镯等产品,更有深受小朋友喜欢的趣味 玩具和文具,如文物拼图和集书签、裁纸刀于一体的铜尺等文创产品。2015年9月,湖北省博物馆荣获第二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优秀展示奖”,得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的高度肯定。

  为配合“穆穆曾侯——湖北郭家庙擂鼓墩出土文物特展”,湖北省博物馆共选取了与展出文物相关的50个品种、近500件商品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销售。

  为展现荆楚文化,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还以编钟、编磬为核心,辅之以排箫、笙、篪、建鼓等多种乐器,在“穆穆曾侯——湖北郭家庙擂鼓墩出土文物特展”的开幕式当天带来了编钟乐舞表演。编钟乐团共完成了7场演出,其中不乏《楚商》、《楚人好细腰》等经典曲目,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四、信息资源馆际共享

  数字化时代为信息资源的快速共享提供了便捷可能。借助“穆穆曾侯——湖北郭家庙擂鼓墩出土文物特展”,湖北省博物馆信息中心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信息中心就两馆的数字化建设、新场馆数字化项目的招投标以及图书资料的往来等事宜做了沟通。

  湖北省博物馆的三期改扩建工程已经启动,目前的场馆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与之配套的“智慧博物馆”所包含的各种数字化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湖北省博物馆三期改扩建工程完工后,“智慧博物馆”的整体方案将有14个子系统上线,观众和馆方工作人员都可以藉此而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捷和愉悦。

  目前,湖北省博物馆已入驻百度百科,也成功加入了谷歌艺术计划。湖北省博物馆新版的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将于今年3月16日上线,届时,全新的虚拟展厅、3D文物以及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知网共同打造的楚文化知识库将在官网同步推出。我馆就相关内容的筹划以及接触的企业资源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做了介绍。

  2006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陆续开通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并与百度百科合作建设了数字博物馆。2013年至2014年,广西博物馆初步完成办公智能化建设,实现了无线网络的覆盖以及4个基本陈列的网上虚拟展示。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手机APP应用导览也已完成开发,并计划于近期发布。以上这些内容,其中办公智能化项目和无线网络的铺设等于我馆有借鉴意义,双方在此进行了深入沟通。

  五、馆际交流的思考

  “穆穆曾侯——湖北郭家庙擂鼓墩出土文物特展”的开幕以及双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带给馆方诸多思考。

  从展陈的角度来说,馆方可以通过主动规划和设计全面展示地域文化。如果各区系类型的代表性博物馆,都可以通过自身的设计与选择,提供富有地方特色又与展出地息息相关的精品陈列——彼此之间既考虑到各区系类型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关注到输出方与接受方曾经有过的历史渊源和现实需求,那么,百花竞妍的状态一旦保持,必将对地域文化的推介与传播产生重大效应。

  从交流的角度来说,馆方可以通过临时展览建立双方深层次的合作。湖北省博物馆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签订的战略协作协议,虽源于一个临展,但合作又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临展,与之相关的社教推广、文创产品开发、信息技术交流等诸多层面,都可以因之而推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馆际交流亦是如此。

  在《博物馆的跨文化传播:特点、模式与中国实践》一文中,我们曾经提到:以博物馆为主体的跨文化传播,在本质上是以文物和艺术品为媒介、通过艺术传递文化的过程。由于博物馆自身的“权威性”减少了文化差异导致的排斥感;博物馆的展品反映了文化身份,也塑造了文化身份;博物馆的活动激发了观众的愉悦,从而使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和理念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了解、感受与认知。

  就“穆穆曾侯——湖北郭家庙擂鼓墩出土文物特展”而言,本身的“权威性”和文化身份非常明确,而观众的愉悦也通过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和文创产品的衍生而得以激发。展览、活动、文创、信息全方位关照,不仅让公众走近考古,从出土文物中感受到两千多年前的曾国文化,同时也加深了湖北、广西两地博物馆的合作。由此,我们不妨说,“穆穆曾侯——湖北郭家庙擂鼓墩出土文物特展”可称之为一起馆际交流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