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余斌: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正在拉开

14.05.2015  18:26

核心提示:一旦经济增长过低,许多行业就会出现全行业亏损,很多企业会破产倒闭,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会出现负增长,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大幅度滑坡。中国当前正进行着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

支点》记者 李高产

主动的调整叫改革,被动的调整叫危机。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当前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从大多数追赶型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在这一阶段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增长阶段转换期避免系统性危机。

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正在拉开。

在这场赛跑中,我们看到:稳增长调结构两难,财政货币政策需配合;政策刺激效应减弱,金融和实体恶性循环;区域分化开始显现,重化工业阶段结束;出口回落正常合理水平,错位竞争变成直接竞争;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出台政策需提防硬着陆;制造业投资台阶式下降,转型升级面临困难;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有空间,体制机制障碍大量存在。

面对这些难题,《支点》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

稳增长调结构两难,财政货币政策需配合

支点》:您觉得2015年经济工作的关键是什么?

余斌:今年经济工作的关键,是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取得平衡。若仅强调稳增长,大量过剩产能难以退出,结构调整将难以取得进展;若仅强调调结构,大量过剩产能集中退出,经济增长就会大幅度滑坡,稳增长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支点》 :您觉得今年财政政策的特点是什么?

余斌 :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强调加力增效。因今年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很大,需要加大财政政策对稳增长的支持力度,所以要“加力”。同时,要强调“增效”,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支点》:那货币政策呢?

余斌:关于货币政策,说法很多。现在工业品领域面临严重的通缩,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已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如果只看这个情况,货币政策应持续宽松。但在居民消费价格领域,CPI指数却面临2%左右的通胀压力。因此,一味紧缩或一味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状况,应当在松紧之间保持适度,定向调控,精准发力,用滴灌替代漫灌,有保有压。

政策刺激效应减弱,金融和实体未能良性循环

支点》:2012年到现在,中国经济最高增速为7.9%,最低水平是今年一季度7%。即过去连续3年12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就在一个狭小的区间范围内波动,政府先后三次采取稳增长措施,但效果不大,是怎么回事?

余斌:过去,经济低迷都是短暂的,只要政府采取措施,经济增长很快会回到10%以上,但我们在8%以下已经长达三年时间,政府出台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只带来一个季度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反弹,当政策减弱时,经济增长又再度出现下降,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明显减弱。

去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先后采取降准、降息宽松货币政策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情况并没有因此而缓解。降低利率原本是想缓解“融资贵”问题的,但降低利率却让老百姓收益下降,老百姓把存款转移搬家,银行被迫通过其他方式,支付额外成本筹措资金,导致银行资金的综合成本上升,进而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结果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更高。由此看来,仅仅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已不足以解决问题。

支点》 :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会相互影响吗?

余斌:实体经济的重大调整,必然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贷款率大幅度上升,金融机构就被迫收缩。当金融机构收缩时,有些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实体经济面临更大的调整,风险进一步向金融机构集中,金融机构被迫进行更大幅度的收缩。如此恶性循环,实体经济和金融出现了“互害关系”而非“互助关系”。

区域分化开始显现,重化工业阶段结束

支点》:经济增长有快慢之分,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有没有变化?

余斌: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西部地区原来比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高出许多,但过去一年中,中部和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已没有明显差异;二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整个区域出现严重衰落。

支点》:您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余斌:这两个变化说明,西部地区增长降幅更大,中国的重化工业阶段已经结束。当我们处在重化工业化阶段时,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等产业将以更高的速度增长,这些产业密集地区经济表现会更好。但现在,重化工业已经达到了顶峰,没有了扩张空间。当重化工业化阶段结束时,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等产业会大幅度滑坡,这些产业密集地区必然会遭受更严重的冲击,甚至出现“区域塌陷”现象。中国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都是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密集地区。

出口回落正常合理水平,错位竞争变成直接竞争

支点》:2002-201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十年间,我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但近年来世界发达经济体普遍持续低迷,我国出口增长将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

余斌:我认为出口高于20%以上的高增长时期结束了,未来中国出口增长能维持在5%-10%,就是一个正常合理水平,今年可能在7%左右。

支点》:过去,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靠的是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上形成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但这些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未来我们该怎么走?

余斌:过去十年中,土地、能源、劳动力、原材料、资金等成本大幅度上升,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从2005年7月1日至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5%,使得我国的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优势不复存在。我们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新的优势。

支点》:这不跟发达国家有冲突吗?

余斌:过去我们生产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时,发达国家早已不生产这些产品,与我们没有竞争关系。跟我们竞争的是同样落后的国家,只要能够打败他们就有竞争优势,因此这个过程相对比较顺利。但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几乎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垄断,我们只有打败这些跨国公司,才能确立新的优势,错位竞争变成了直接竞争、同质竞争,困难和挑战十分严峻。

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出台政策需提防硬着陆

支点》:2014年房地产投资增长10.5%,比2013年下滑9.3个百分点,幅度较大,您怎么看待这种下降?

余斌:分析房地产市场,最关键的指标是城镇户均住房,这是所有发达国家使用最频繁的指标。在城镇户均住房没有达到1套之前,房地产市场是个供不应求的市场。当市场供不应求时,投资高增长,房价大幅度上涨,经常出现“光盘”现象。但到2013年,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已达到1套,市场格局已经从过去的供不应求转向供求基本平衡,甚至局部过剩,销售面临困难,投资增长下降。2014年是房地产市场的转折之年。

支点》:尽管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具有必然性,但会硬着陆吗?

余斌:过去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逻辑是,地方财政收支平衡过度依赖土地,融资平台积累的债务依赖土地增值收益来偿还,金融机构贷款给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购房者。如果房地产市场短期回落过快,可能成为一系列财政金融风险的引爆点。

实际上,现在我国城镇化率只有54.77%,并不高。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70%。可以说,到2030年之前,我们都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无论是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带来的新增住房需求,还是原有城镇居民提出的改善性住房需求,未来房地产市场仍存在健康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只要政策把握得当,我们完全有条件引导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保持年均7%的增速。

支点》:如何实现软着陆呢?

余斌:从政策调整的角度来看,我们需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清理调整房地产市场高速增长时期的税费政策,降低交易环节税费,鼓励改善性需求和梯度消费。过去很多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投资高增长、房价暴涨,政府出台了很多遏制需求、遏制泡沫的政策,但今天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供求基本平衡,甚至供过于求,原有的政策已不适应今天的市场,需要清理调整。

二是建立利率和首付比例反向调节的机制,防范泡沫风险。如果基准利率下调,首付比例也下调,会让很多不具备买房条件的人购买房屋,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就会积累风险。所以,如果基准利率下调,首付比例就得提高;如果首付比例下调,基准利率就得提高。

三是适当收紧三、四线城市住房土地供应规模,防止产能过剩问题在房地产领域蔓延。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政府,根据自身收支平衡而不是市场需求供应土地,这有悖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

此外,不动产登记和房产税,也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不动产登记对不同城市影响不同,像北京政商密集,很多人可能会有多套住房,现在被迫出售,供大于求的压力很大。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但需要花更长时间仔细研究,不能简单照搬国外。

制造业投资台阶式下降,转型升级面临困难

支点》:2002-2011年这十年制造业投资年平均增长30%,2012年增幅下降到22%,2013年下降到18.5%,去年下降到13.5%,今年1-2月份下降到10.6%,几乎是台阶式下降趋势,是什么原因呢?

余斌:在制造业领域,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当经济增长8%时,可能出现10%的产能过剩,但当经济增长下降到7%时,过剩产能的比重会上升到20%,甚至30%。

支点》: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有影响吗?

余斌:作为世界经济、科技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为何率先爆发金融危机呢?奥巴马反思的结果是美国产业空心化,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导致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泡沫破裂产生次贷危机,进而演变为金融危机。

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页岩气革命使美国成为了全球能源价格洼地,吸引大量已经转移到海外的企业重新回归美国本土,同时工业互联网战略也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正日益取得成功。

不仅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更加重视发展制造业。日本的机器人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一场机器换人的自动化改造实验,一场工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战争正在打响,这给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中国带来了直接竞争。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有空间,体制机制障碍大量存在

支点》:近两年,基础设施投入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对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形势如何?

余斌:政府无法控制出口、消费、企业投资,但可以控制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未来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巨大潜力和空间,比如地铁建设,很多城市还没有修建地铁,大部分城市地铁还没有形成网络;再比如管网建设,现在下暴雨没有哪个城市不被淹没的;还有垃圾处理、农村道路、上下水、农网改造等等,都需要大量投资。今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有望达到18%左右。

支点》:如今,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不足,为何不吸引民间投资呢?

余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投资规模巨大。办企业可大可小,但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巨大,单个企业很难有那么大的资金实力;二是回收期漫长。动辄百亿元、千亿元资金投下去,没有二三十年收不回来;三是与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比如,因为持续亏损,北京多年前就想大幅度提高地铁票价,可老百姓却说,“地铁怎么能涨价呢”?

对地方政府来说,一边是投资人的利益,一边是老百姓的利益,要合理权衡。合理权衡就是要建立合理的定价调价机制。

另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只有降低融资成本,项目才有经济价值。可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否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呢?这也是个难题。

来源:《支点》杂志2015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