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成大事者必拘小节

17.03.2015  10:42

  3月15日中午,中纪委官网公布消息称“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媒体推测,仇和牵扯到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问题,与昆明大搞拆迁有关。素有“官场异类”之称的仇和突然被“秒杀”,再次引发人们对“仇和现象”的关注。

  从江苏宿迁到云南昆明,仇和在一路争议中不断升迁,留下了很多极具个性化的言论和事迹。对仇和的看法,呈现出颇具争议的各种标签。他主政的地方,共事者、百姓或称其“铁腕”、“雷厉风行”,或称其“霸道”,对他敢怒不敢言;在外界,有人说他是能吏,也有人喊他酷吏。无论褒贬,每一个标签都是强烈的,仇和在他的政治轨迹中,甚至整个中国政界,留下醒目身影。

  腐败事出有据,一切便要依法、秉公处理,没有二话可说。但仇和腐败和被调查的事实,还是让人若有所思。很多时候,很多的人,其实期待中国官场出现更多政治能人,表现强势、铁腕,雷厉风行,能搅动保守氛围,打破常规,敢想敢做,某种程度上,这些想法折射于仇和身上。仇和的腐败,除了带来反腐的震撼,也让一种政治能人的期待抱憾。这不是对仇和感到可惜,现在我们终于要正视一个问题:一个官员是否腐败,与他的个人风格特色没有直接关系,腐败有各种可能,对官员、对中国政治的看法,必须保持清醒,不能凭空想象。

  贪污受贿是腐败,为官不为是另一种腐败,有所作为的官员,干出很多政绩的官员,却不一定与腐败绝缘。曾几何时,一个官员表现出很大的动作,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极容易获得官声。腐败,往往被大动干戈的政治工程隐藏。对于政治能人,人们反而更容易宽容,认为逾越一定的底线,是可以接受的。一种传统认识至今流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政治者,谋大局也,太顾周全就寸步难行。这种认识毕竟客观存在,也说明我们的政治环境有这样的土壤,“仇和现象”背后,必须有制度上的彻底反思。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中国政治将面向一个全新的阶段:谨慎遵守法定程序,追求最大化政治成果。鼓励与呵护官员的政治抱负,但也要使其能够“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现代政治,其实是束手束脚办大事。这是一种更高的政治能力要求,需要适应和锤炼,也更需要制度环境的支撑。走向新的进步,“仇和现象”是一个节点。

  我们评价一个官员,将不止于看他的风格、初衷,以及魅力、声势、存在感,也要看具体的手段。反腐不仅指向内在品质,也指向外在行为。法律以程序和客观行为评判对错,一个官员的内在良心,全写在他的一举一行之中。“干事的总比不干事的强”,这是陈旧评价体系中的一种说法,革除这种评价体系,需要我们的政治制度全面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让一切治理手段符合现代政治伦理原则。

  从政者,在健康合理体制下,合理合法地施展抱负,那么一切政绩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李杏)

(见习编辑 金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