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市场曾被公款催生出繁荣 现因节俭政策进入寒冬

　　“很难统计倒闭企业的数量，起码已有上万家企业倒闭或者停业。”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告诉京华时报记者，晚会等演出行业极为分散，大到一些城市举办的大型晚会，小到一些乡镇举办的微型演出，都会有不同的公司承办，此前这个行业起码有一半以上的市场是由政府包括国有企业埋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市场预计有数十万家演出公司，在中央限制“三公消费”等政策影响下，行业受冲击非常大。

　 　公款催生异样繁荣

　　政府和国企的买单，支撑起了演出市场多年的异样繁荣。

　　中国歌剧舞剧院是文化部下属曾经演出生意最好的单位。连续八年收入第一，最多一年400多场演出，2012年营收1.6亿元，去年营收1.3亿元。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张亚峰在位于南三环方庄的办公室里对记者回忆着往日的幸福时光：以前全国各地什么节都邀请大型文艺团体演出，全国好几个地方举办的好几个梨花节、菜花节。菏泽有牡丹节，洛阳也有牡丹节。还有好多药材交易会也要搞大型文艺演出，所以接连不断地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前去演出。这些重叠的节日，都与旅游挂钩，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那时不少歌舞晚会多年无创新，都是找个名人，加个伴舞，找几个老歌改改，荡几个秋千搞几个装置。这样演出的邀请都接不过来。

　　让演出商史丽曾经大赚一笔的不少经验就来自于她曾经供职的央视《同一首歌》演唱会剧组。史丽说，最辉煌的时候，《同一首歌》的演出费达到800万人民币，全部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支付。所以史丽深知要想赚钱，就要抓住政府和国企这两个大金主。

　　“我的公司靠的是关系，不做商演只做国企和大型民企的年会和活动。”史丽回忆，“以前国企真敢花钱，前两年有一年春节前，一家大国企要办年会，非要请一家部队文工团唱民歌的男明星，平时那男明星一场演出也就20万出场费，可是这回非要35万，我心想这人狮子大张口，干脆不请他了，就成心跟这家企业报价40万，觉得这么贵肯定就把企业吓回去了。没想到这家国企的女老总就喜欢这位明星，一口答应下来了，结果我还多赚5万。”

　　大型房地产企业也是文艺演出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有一家大型房企的项目开盘搞演出，企业老总最崇拜毛泽东，当时电影《建国大业》正在火热上演，他让我必须给他请到影片中毛泽东、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扮演者。我说这些人都是大牌，需要问问人家的档期啊，这家房企老板说‘没事，开盘时间等这三位的档期都合适再开始’。”史丽回忆，“扮演毛泽东的演员很随和，一个月后回国参加了活动，还念了诗。本想邀请扮演蒋经国的演员唱首歌，可是我联系的是他的影视公司而不是演出公司，结果‘蒋经国’只能在演出中说说话，我还得重新和他的演出公司协调，最终搞定。而蒋介石扮演者最反感和房产商有关的商业活动，不想来，房企老板以为是价钱问题，告诉我说多少钱都没问题，我心想要这么说‘蒋介石’更不来了，所以只能从友情上打动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办成，请到了‘蒋介石’。”

　　国家京剧院艺术发展中心主任宋小川说，以前每到年会，各大企业包场很多，一场京剧演出，京剧团的报价至少十万起步，每天国家京剧院业务处来约演出的电话不断，业务人员根本不出门。“演一场《红灯记》总共七八十口子，再少就该亏钱了。不过我可知道其他艺术团的报价，东方歌舞团一般三十万起步，一位中国顶尖的女民歌演员的一场音乐会是两百万。”

　　喜欢京剧的老板花钱，有时请员工看戏。另一个带来钱的途径是生日与堂会，这和一百年前京剧演员的赚钱方式几乎没什么区别，“例如大公司过生日，老板过生日，大机构过生日，上司过生日，京剧演员都要去唱堂会”。

　 　“寄生”团体业绩惨淡

　　中国第一线的音乐明星，往年春节后的商业演出会接连不断，然而今年有些人开始轻松地休息，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国内演出市场的冷淡。

　　这是中国演出市场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全面下降，让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从业者都始料未及。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咨询总监毛修炳说，这么多年全国商业演出一直增长，2012年，中国商业演出市场票房规模还火箭般蹿升，去年就下降了，大部分人都无法预料到。

　　毛修炳研究发现，受影响最大的是舞蹈产业，“尤其是民族舞，民族舞以前主要靠政府资金支持”。

　　紧跟民族舞的是传统戏曲，传统戏曲的商业演出市场较小，“很多地方戏还有京剧昆曲，以前就是政府埋单，年轻的观众没有培养起来”。

　　生存要靠赞助和政府支持的交响乐市场是重灾区。

　　今年春节过后，北京交响乐团的提琴手金女士一直赋闲在家。她已经连续几个月只拿到自己的基本工资—1600元钱。往年这个时候，繁忙的商业演出已经开始，演员们每个月都可以拿到数千元的演出费，可是今年北京交响乐团的商演似乎仍然遥遥无期。

　　目前，政府对交响乐团采取差额补助的补贴方式，即国家补助乐团每年三分之一费用，商业演出就成为交响乐团贴补家用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节俭令”后，交响乐商演难见踪影。

　 　北京交响乐团近几年

　　每年政府活动性质的演出有8到10场，各种商业演出达20到30场，但是进入今年以来，没有一场商业演出。团长谭利华透露，2012年还有30多场商业演出，去年降低到了个位数，“现在连给团员发工资都成问题了”。

　　成立10多年以来，中国爱乐乐团第一次在元旦期间放了假。往年一周就有三四场商业演出的中国爱乐乐团，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除了新年演出，竟然没有一场商业演出，乐团也破天荒地在本该忙碌的季节处于半休假状态。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受大环境影响，企业包场和赞助的减少，音乐会市场票房、场次、观众均出现下滑。去年的大型演唱会收入也略有下降，更显见的是演出规模的急剧下降，以前有的演出要去有6万座位的工体，现在同等级别的演出就去1万人的场子，以前能在万人剧场演出的演唱会，就改去几千人规模的场子。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张亚峰回忆，开始时各文艺单位虽然惊慌失措，但是演出还在搞，后来发现不对，一个接一个的通知和规定发下来，大家赶紧停止了，有些企业甚至走极端了，啥演出不敢沾边了。政府不买单了，企业也不请明星了，中国歌剧舞剧院今年头5个月演出场次不少，可是票便宜了，利润薄了，现在一场能赚三万就不错了，以前一场赚十几万。

　　张亚峰、毛修炳和陈少峰分别向记者阐述了他们的一个非常近似的观点—完全靠政府买单生存的文化单位这次受冲击最大，一半靠政府，一半靠市场的单位，还能活。“有些小的演出公司，就那么几个人组成，有的甚至就是家庭公司，靠吃定一个大企业的工会、宣传部或者某个地区的文化局，每年也能赚个百儿八十万。现在新政策一来，就死了。”张亚峰说。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一半生意靠国企，一半靠市场的公司。

　　留着艺术家的长发型的总经理王京曾经是一名中央级音乐团体的大提琴演奏家，十年前他辞职办起了这家公司。王京说，公司六成的生意来自国企的大活动、内部演出和年会。“国企作为主力消费带动演出市场，老百姓自费观看大型综艺晚会的很少很少，国企和大单位包场类占大头。”

　　新政策出台后，他的公司在年会方面的业务萎缩了四分之三，且文艺演出市场所触及的行业，例如音乐会制作行业、制景道具行业，甚至剧组卖盒饭都会有影响。“我们以前主要做大型活动、大型晚会，给南航、民生银行、邮政系统都做过。2012年最好的时候，投资规模在上百万的年会和活动，要有10到15场，预算在五六十万档次的，有二三十场，所以现在受影响很大。”

　　京剧市场比其他市场要寒冷得多。梅兰芳大剧院以前每年演出200多场，今年五一前才有十几场，去年前年最火，好多演出都排不进去。今年头5个月演出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