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包容性增长与结构性改革

　　 编者按： 近日，在财政部与经合组织（OECD）联合举办的“应对经济挑战新方法”高级别国际研讨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开幕式上致辞，肯定了双方合作成果及OECD在推进G20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现将其观点摘要如下。

　　财政部楼继伟部长代表本次高级别研讨会联合主办方，首先肯定了近年来，尤其是OECD与财政部签署《合作备忘录》以来的工作成效，指出今年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提出了制定G20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指导原则，以及设计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目前有关各方对此已达成共识。这项工作得到了OECD及其他国际同仁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是今年G20财金渠道的重要成果，凸显了各成员国对实行结构性改革的坚定承诺，对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所在

　　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恐怖主义、难民潮等非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明显。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和宏观政策取向分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稳，大宗商品价格低位震荡，新兴经济体困难和风险明显加大。尤其是近期英国“脱欧”对世界金融、贸易、资本流动等带来短期冲击，从长期看，“脱欧”有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头。

　　全球经济这种复杂严峻的低增长困境，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虽然各国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结构性问题的具体表现特征和严重程度也不尽相同，但在应对策略上，国际社会对推进结构性改革有普遍共识，强调加强结构性改革和提升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性。

　　包容性增长是公平参与、效率最优、合理共享和可持续的增长，核心是减少或者消除发展机会上的不公平。包容性增长需要包容性制度的支撑、要依靠结构性改革实现。用改革的思维、办法，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促进要素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鼓励平等竞争、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等一系列包容性经济制度。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而不是更多——发挥政府作用。

　　结构性改革必然是个艰难的过程，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面临的风险难以准确把握，需要总体规划，合理安排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顺序、力度和节奏，做好长短搭配。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一些结构性改革短期内具有紧缩趋势，应该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之相配合。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在供给侧，需求侧主要是政策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与需求侧的政策有效衔接。当然两者的协调是一个难题，各国的协调空间也不一样。

　　 二、中国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

　　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是区分轻重缓急，加快推进短期内就能见效的改革项目，如继续简政放权，放松行政管制，推进政务公开，提高行政效率等，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劳动力市场等中长期改革。放松行政管制，这是见效最快的结构性改革措施。中国近两年多来大幅解除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联动，推动了创业和创新，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动力和创造力。

　　当前，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阶段性适当提高赤字率，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为“三去一降一补”创造一定空间，缓解改革“阵痛”。同时，要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改革完善财政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真正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具体包括继续完善税制，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研究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

　　 三、财政支持中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推动结构性改革，实现包容性增长，要从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入手。财政支持中国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措施包括：

　　 第一，支持“三去一降一补”。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中国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来的五大任务，也是工作目标。这需要以改革为基本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此过程中政府不能决定谁生谁死，优胜劣汰是市场出清的结果，财政要做的主要是为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创造培训、转岗再就业的条件。同时，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支持扶贫、环境治理等薄弱领域，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

　　 第二，推动理顺价格关系。 当前的重点是减少对市场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着力完善灵活有效、无扭曲的价格形成机制。以支持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为例，近年来已陆续出台了棉花、大豆目标价格改革，相应取消了最低保护价收购，市场有效发现并形成价格、进而引导农户理性决策的机制已初步形成。下一步，要继续改革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将产业链的扭曲矫正过来，提高资源配置和供给效率。

　　 第三，推进城乡要素流动。 中国正实施的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促进产业发展、就业转移、公共服务和人口集聚相统一。2015年财政开始实现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使农民工子女享受城市的免费教育。下一步将落实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打破人口自由流动障碍，使得更多的劳动要素能够从农业、农村有序有效转移到生产率水平更高的非农产业和城市，促进进城农民安居创业。

　　 第四，优化投资结构。 中国储蓄率高，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协同推进。保持一定的投资水平，既有基础，也有必要，关键是要淘汰落后产能，优化投资结构。中国将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提供税收鼓励等方式，推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着力提高设备和高附加价值产业的投资。面对社会急需的一些公共服务遇到的资金瓶颈，中国政府大力推广PPP模式，吸引私人资本投向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

　　总之，挑战与机遇并存，以改革的方式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实现中国经济包容性、可持续中高速增长。

　　注：本次研讨会其他嘉宾发言及议题观点摘要详见：财政部国合司子网站——财政部与OECD合作信息共享专栏“国际研讨会”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