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牌“国立武汉大学”六字考

08.04.2015 12:07

本文来源: 武汉大学

作者：涂上飙

2013年，学校举行了120周年校庆，书有“国立武汉大学”六个字的校门牌坊也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常有人问校门牌坊上的六个大字是谁写的，笔者就所了解到的情况作一综述。

国立武汉大学时期校名的五种说法

“国立武汉大学”六个字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武昌街道口的木牌坊上。1928年学校正式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李四光、叶雅各等人择定武昌郊外的珞珈山一带作为新校址。

1931年，学校在街道口的起点处，建起了一座木结构的校门牌坊，这是校史上第一座校门牌坊。后因不够坚牢毁于大风。牌坊上的六字，因无从考，不知何人所为。

之后，学校在原地重新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牌坊，牌坊正面仍写有“国立武汉大学” 六字。从档案馆所藏1935年和1936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毕业纪念册推知，钢筋混凝土牌坊建于1937年前后的可能性较大。

关于此时校牌上六个字出自谁人之手，目前有五种不同说法。

第一种说法，这六个字是文学院著名的“五老八中”之首刘永济先生所书。

这一说法来自长江日报资深记者皮公亮。皮公亮是当时学校教务长、经济学家皮宗石之子，刘永济长女刘茂舒的丈夫。他表示曾听其岳母黄惠君说过，这六字为刘永济撰写。

笔者分析，这六字为刘永济所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是以他在学校的地位及学术水平，书写校名会得到师生的认可；二是这一说为其夫人所言，因无档案记载，夫人所言应为其本人亲口陈述。

第二种说法，这六字出自当时学校工学院教授、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主任郭霖之手。

这一说法是历史学院教授吴剑杰提出的。据他回忆，2010年11月3日在历史学院退休教授马同勋的住宅附近，恰好提及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校名是谁题写，马同勋不加思索地说：“机械系郭霖教授。”之后还如数家珍地讲了郭霖的出生、留学经历及专业。

据笔者分析，马同勋一说可以作为参考。马同勋1936年入国立武汉大学，正是武大修建石牌坊的时期，他作为一名刚入校的有激情的历史系学生，对当时校名由谁题写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可惜马先生于2013年辞世，无法了解更多的情况。此说仅作参考。

第三种说法，这六个字是从颜真卿的字帖摘录来的。

学校原建筑设计院尹向前先生回忆，他的同事沈中清先生曾接受《武汉春秋》杂志的记者采访，专门谈及到此事，说校牌坊上的六个字是从颜真卿字帖上摘录下来的。

笔者查阅过相关杂志，并没有找到采访内容。笔者分析，沈中清是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的职员，一直参与国立武汉大学新校区的建设，并从事绘图员的具体工作，应该了解相关历史。因此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第四种说法，这六个字为当时在数学系任教的萧君绛先生所书。

这一说法来自历史学院教授李工真。他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他在与父亲李国平院士谈到牌坊上的几个字时，李国平说那几个字为当时数学系教授萧君绛所书，这是萧君绛自己告诉他的。

第五种说法，这六个字由蒋介石题写。

这一说法出自江汉大学校长李进才。他表示，湖北省政协原副秘书长雷万春说过，在解放初期，他亲眼见过街道口牌坊上“国立武汉大学”六字下方写有“蒋中正题”几个字。

笔者分析，蒋介石题写校名，也不是没有可能。1937年—1938年，为准备对日作战，蒋介石多次来武汉，也到过珞珈山。他在珞珈山上做过演讲、召开过国民党最高级别的会议、培训过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也在珞珈山留过宿、散过步。所以他有可能提写校名，但目前已无从考证。

校名改用毛体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全民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在一片“破四旧”的声浪中，街道口校牌上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被“陈毛体”的“武汉大学”四字所替代。

毛主席给李达校长、他的老师谭戒甫以及当时农学院的学生陈文新都写过信，信封上都有武汉大学四个字，但因时间不同，其字体略有区别。当时选取的是毛主席写给陈文新的信封上的四个字。

陈文新院士是烈士的女儿，其父陈昌是毛泽东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同窗挚友，后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陈昌被捕入狱，被反动派杀害。当时，陈文新只有3岁。

陈文新考入武大后，1951年4月，其母让她代写一封信给毛泽东。她自己也写了一封一同寄给了毛主席。4月29日，陈文新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收到回信，不仅她高兴，学校也沸腾了。当时的校报——《新武大》就用了信封上“陈文新”名字中的“新”字和“武汉大学”中的“武”字、“大”字。所谓“陈毛体”即主席给陈文新写信时的字体。

现在学校的校徽、校标、武汉大学报以及一些单位和个人使用的信纸上的“武汉大学”四个字，都是毛体。

现用校名的两种说法

第一是郭霖所书的延续。

坚持这一说法的是历史学院教授吴剑杰。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郭霖先生题写的位于街道口的校名，在计划经济时代被石灰粉刷盖住，换上了“陈毛体”。改革开放以后，街道口牌坊上的石灰粉被敲掉，原来的老字就重新显现了出来。所以，现在学校大门牌坊上的六个字，就是郭霖先生所书。

第二是书画篆刻家曹立庵题写。

档案馆原馆长徐正榜说，1983年学校为了迎接校庆（此时的学校校名使用的是毛体），邀请了许多书画家来学校参与校庆纪念活动。当时，书画家曹立庵就应邀题写了校名。

1993年，为迎接100周年校庆，海内外校友集资，按照老牌坊的样子“复制”了一座新牌坊，这就是后来大家经过八一路时看到的武大校门，但牌坊上的六个字依然是1983年曹立庵所书。2013年，学校举行120年校庆时，校门牌坊向里面推进了许多，但牌坊上的六个字还是沿用的1993版。

笔者咨询过现居深圳的原武汉大学副校长傅建民。他说，1983年好像重写了校名。因为街道口牌坊上的毛体字被敲下来以后，原来的字被敲坏了，有的已经看不清楚了，于是就动议重写。

据调查，1983年校庆时，曹立庵等书画家确实是作了画，现在档案馆还存有他们的作品，时间是1983年11月15日，参与作画的还有端木梦锡、江雪川二人，但没有见到书法作品。后又多方求证，一直没有找到曹立庵题写的证据。

考证结果综述

第一，现在校牌坊上的六字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传承。

从上文的调研情况来看，基本是两派意见：一种认为那六个字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形成，一直延续传承到现在。刘道玉、吴剑杰、尹向前、乐建文等都持这一说法。一种认为是1983年校庆时，曹立庵先生撰写了校名。徐正榜、傅建民二人支持这一观点。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曹立庵先生题写校名这一说法可信度不高。一是在调研中，笔者询问过时任校长刘道玉以及当时负责校庆的主要同志，他们都不知道题写校名一事；二是徐正榜、傅建民二人没有亲眼见过曹立庵先生写的字；三是学校目前只见到曹立庵等人作的画，没有发现他写的任何字；四是档案中查阅不到学校关于题写校名的记载。

因此，笔者分析，2013年学校校牌上的六个字，应该是民国校牌六字的传承。

第二，校门牌坊“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出自颜真卿字帖。

首先，当时学校在选谁题写校名时，也许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请政治人物、校领导、学术大家和书法功底见长者等都考虑过，于是有蒋介石、汪精卫、王世杰、闻一多、刘永济、郭霖等说法。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最后倾向于从大家颜真卿书法中找。

其次，从颜真卿书法中找，一是因为其人时代久远，无任何恩怨事非可谈；二是其人声名远播，能得到众人的认可。

最后，取自颜真卿的书法，有当事人的证言。尹向前先生作为沈中清先生的同事，曾听沈先生亲口所言。

考证有待深入

支持学校校牌民国传承说，还有一些问题待弄清楚，所以考证还有待深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通过走访弄清老牌坊上的字是否动过。

民国老牌坊上的六个字，在解放后是否动过，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在计划经济时代用“陈毛体”代替了民国的六个字，具有可信性的依据何在？虽然有一张照片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但具体时间、是何人所为等都有待考证。第二种说民国老牌坊上的六个字一直就没人动过，老校长刘道玉等持这一说法。

因此，走访学校当时的老师和老牌坊附近的住户，就显得十分必要。牛太臣先生在提供信息时说，还可以采访一下张清明、李汉昌、曾勉之三位先生。

二是查阅相关档案材料。档案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有原始性。通过查阅各个不同时期的档案，对于弄清一些史实，是会有帮助的。

三是对街道口石碑进行认真考证。查清楚石碑上的六字是否为上世纪30年代所刻，是否有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