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税支撑汉武雄风 免税成就昭宣中兴

　　汉武帝刘彻仰仗丰厚的家底，正式以军事手段代替“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进行大规模反击。然而，战争越打越大，消耗也越来越大，这时他通过对工商业者的财产征税，实施算缗令和告缗令，给国家带来可观收入。
　　这一年，汉军越过沙漠出击匈奴，加上还要安置上年山东特大水灾的七十多万灾民，汉武帝在推行盐铁官营的同时，不得不积极寻求新的财政来源。
　　算缗令遭反对被拖延
　　于是，又一个治世能臣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张汤。
　　张汤当时是御史大夫，和桑弘羊一样，很受武帝的器重。但在史书里，却被列为酷吏，评价也不是太好。这儿说句题外话，为什么武帝重用的这两个人历史评价都不高呢？分析起来原因之一就是两人都“言利”，注重金钱利润，这与儒家重农轻商的正统思想不一致；原因之二是两人的理财思路都是直指既得利益集团，向有钱人要税收。因此桑弘羊、张汤这样的刺头不受儒生和富商权贵的待见，也并不意外。
　　那么书归正传，张汤又有何高招帮汉武帝筹集财力，摆脱军费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呢？他出了一个金点子，对工商业者的财产征税，实施算缗令。
　　“算”和“缗”都是当时的货币单位。120文钱为一算，1000文钱串在一起，称为一缗。可见，这缗呢，跟现在的百元面钞一样，属于面值比较大的货币单位。
　　算缗令规定，对商人、高利贷者及囤积居奇、谋取盈利的人，按其商品价值征税，凡2000文钱（二缗）征一算，即120文，征收率为6%；对手工业生产者和金属冶炼者，按其商品价值，凡4000文钱（四缗）征一算，征收率为3%；算缗令同时规定，除了对商品征税，对车辆也要征税。对普通人的轺车，即一马驾的小车，一辆车年征一算。商人的轺车征税加倍。5丈以上的船，每年征税一算。
　　这道算缗令中，包括财产税、所得税和车船税，并且纳税人都是工商业者。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偷税漏税的情况，算缗令还规定，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和囤积商等，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戍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
　　可以想象，如此严格的法令对那些拥有巨资的大工商业主是非常不利的，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也在意料之中。
　　《史记•平准书》记载，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商人总是爱财的，他们可不愿意这么乖乖地缴税，为了守住自己的财产，大都瞒报财产，以此对抗算缗令的推行。
　　针对这一情形，张汤呢，其实早就想好了一个办法，他建议汉武帝颁布了告缗令，内容是号召民众检举揭发那些隐瞒个人资产的富商大贾。法令规定，凡是举报属实的，立即把被举报者的一半家产奖励给举报者。
　　这一法令很诱人，但出面举报的人并没有多少，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了解这些富商大贾底细的人都是和富商大贾有业务往来的人、替他们经营管理具体事务的人、身边的管家和仆人，以及他们的亲朋、邻里等。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享受了富商大贾给予的好处，不敢轻易举报。更何况，朝廷上层的意见不统一，反对告缗令的声音很大，有的举报者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反对者以当时的长安市市长、右内史义纵为典型。他认为告缗扰乱社会秩序，就利用其长安市市长的职权，部署官吏逮捕那些告缗者。
　　汉武帝知道后很生气，最后直接将义纵处以死刑。但在第二年，就是公元前115年，算缗令的主要设计者张汤，因遭受恶言诬告自杀。算缗令也因此被拖延下来了，没能达到武帝迅速筹集税收的愿望。
　　重申告缗令获收入无数
　　就在商人富贾竞相隐匿财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有一个叫卜式的洛阳商人，上书愿捐出家财的一半，作为军费。后来，由于安置匈奴降人，迁徙灾民，国库山穷水尽。卜式又出资给河南太守。太守上报富人助济贫困的名册，汉武帝见到卜式的名字，一高兴，就直接封了卜式一个中郎，爵位为左庶长，赐给农田十顷，布告天下。汉武帝这样提拔卜式，主要是想树立一个先进典型人物，希望天下商人都能以卜式为榜样，自觉申报缴纳算缗。结果事与愿违，卜式这个领头羊始终是一只孤羊，羊群一直没有出现。
　　在算缗令推行遇到困难的时候，桑弘羊因参与推行盐铁官营有功，被任命为大农丞，汉武帝要他来推行算缗令。桑弘羊一到任，就立即要求汉武帝重申告缗令。
　　告缗令不是早就已经颁布过了吗？汉武帝对桑弘羊的要求很是不解。
　　但桑弘羊自有他的道理。如今，严惩义纵等人，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朝堂之上已无人敢公开反对。只是在民间，众多知情者仍在隐忍观望。重申告缗令，能让民众看到朝廷打击富商大贾的坚定决心，再加上那憋了很久的一夜暴富梦，知情人还能不踊跃举报吗？到那时，还怕告缗令没有效果？
　　于是，在元鼎3年（公元前114年）11月，汉武帝又重申了告缗令，并且一推行就是3年。《汉书•食货志》里面清楚地记录下了它的成效：朝廷得到的财物数以亿计，奴婢上千万，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100多顷，房产也是成千上万的。
　　用现在的眼光看，告缗应该是中国税收史上最早的涉税有奖举报。算缗和告缗的实施，增加了数以亿计的财政收入，再加上前面的一系列措施，基本上解决了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
　　税收支撑了强劲的汉武雄风。在巨大财力的支撑下，汉武帝持续征伐匈奴40多年，取得巨大胜利。在此基础上，开疆扩土，巩固边防，将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东北至浑江、鸭绿江流域，北到大漠，西到新疆，南到两广、海南岛，东到大海的广大地区，奠定了中国日后发展的基本版图。历史上也将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和建立起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秦始皇并称“秦皇汉武”。
　　但历史也清楚地记录着汉武帝付出的代价。近半个世纪的战争，损伤了社会的元气，弄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盗贼滋起”（《汉书•酷吏传》）；一味抑商的税收政策，也使商业和手工业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最后使整个社会面临动荡甚至崩溃的深重危机。这一点，汉武帝本人到了晚年才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开始逐渐改变治国思想，首先在税收方面加以调整。
　　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诏命令停止各种苛刻的暴政，免除一切苛捐杂税，汉武帝之后的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延续了汉武帝晚年的政策，继续减免田租、口赋等税收。这样又经过近40年的恢复与发展，西汉王朝才再次出现了兴盛的景象。史称“昭宣中兴”或“西汉中兴”。
　　一个强大的盛世背后，大都有一套完整的税收制度做支撑。合理的税收政策，将会有力地助推社会进步和发展，税收与盛世如影随形，税收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