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40年】科研创新与教书育人的奋斗人生

作者：潘春旭

当学院把改革开放40年的《约稿函》送到我办公室的时候，几件往事涌向心头。记得1979年高考是一个阴有小雨的天气，连日高强度考试，导致最后一天的午睡差一点耽误下午的外语考试；2013年夏的毕业三十周年校友聚会狂欢还历历在目，由物理系79级半导体物理班、金属物理班和理论物理班，以及空间物理系79级电波传播与天线班共112位校友共同捐建的锡青铜“墨子像”，已经成为了学校的又一处风景。现在大家又在热议2019年筹办入学40年聚会。

我们常说自己是幸运的一代，是时代的受益者。我理解这个“幸运”和“受益”，不仅是指有了上大学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成年以后的四十年里，遇到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泰民安的好时光，以及整个社会形成的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才使我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潜心学术创新和教书育人，为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也就是说，个人的进步与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是同步的。

科研创新：人生奋斗起点

有一个统计，1977、1978和1979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个位数，分别为5%、7%和6%。那时候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而能考上武汉大学这样名校的更是少之又少。当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父亲毅然帮我选择了到物理系学习，肯定受了这句话的影响。

众所周知，武汉大学是改革开放后学分制制度的首开先河者。实际上，学分制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自由。有很多同学选修了文学、历史、法律、经济等方面的课程，为他（她）们后来的事业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大家每天的生活规律就是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大多数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很高，这为以后的进一步学习和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是武大物理系毕业生的培养质量全国领先的开始。

自1979年入校到1983年7月毕业参加工作至今，我一直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首先被分配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后改名为武汉交通科技大学，现为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头校区）工作，一直到2001年5月调入武汉大学。在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在职完成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学习，也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其中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是由交通部评审的。

说起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也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一个特殊现象，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很难理解，我在这里稍作描述。大家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人才极为缺乏，也极为重视，特别是77、78和79级的毕业生非常受欢迎。那时候的国家分配制度严重地求大于供，对于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更是求贤若渴。为了怕人才流失，很多单位都制定了一些“土政策”加以限制。比如，入职时要签订10年甚至20年不准调离的保证书或者协议书，限制报考外单位的研究生，严格出国制度等，如有违约则需要交付一定金额的违约金。从单位的长远发展考虑，这些规定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硕士学位是以在职形式在武汉大学物理系完成的，师从王仁卉教授；博士学位也是在职在本校（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港口机械系）完成的，师从孙国正教授。与普通的研究生相比，在职学习在经济上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更看重的是通过进一步学习取得成果，培养和提升自己的科研创新能力。让我感到自豪和骄傲的是在孙国正教授的指导和培养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复合零部件异种金属焊接接头显微结构特征及其转变机理研究》获得了“200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学术人生的标志，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不仅是求学生涯的完美检阅，更是今后发展的崭新起点。我经常对学生讲：“一个人的职称和职务都是别人给的，只有学位是自己努力读出来的，可以跟随自己一生！”

提起我的博士论文，那几年确实比较拼。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呆在实验室，或者去图书馆和资料室查阅资料。那时候电脑还是稀罕物，论文都是手写或者用机械式英文打字机一个一个打字；查资料也多是手抄或者复印。我现在还保留着当年的几十本资料夹和笔记本，时常向学生们说起，应该如何完成自己的学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还没有SCI论文的说法，也没有E-mail，要在国际上发表论文，除了用机械式打字机打论文以外，还要通过邮局寄出。一篇论文从投稿、审稿、修改，到最后发表拿到抽印本，最快也要一年时间。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大概发表了近十篇SCI论文，还获得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另外，那时候的学位论文评审不像现在只有3位专家，在与导师商量以后，我当时给国内的顶级院士专家寄出了近二十份博士论文评审邀请函。幸运的是，包括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院士和熊有伦院士、清华大学潘际銮院士和任家烈教授、北京航空工艺研究所关桥院士等十五位机械和焊接方面的专家都亲笔填写和寄回了评审意见，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让我深受鼓励和感动，这些文件也一直被我珍藏。杨叔子院士还是我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现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已经成为学生们的撰写范本。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学生中鲍桥梁博士和张豫鹏博士撰写的论文也先后获得了“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研究生阶段学习和完成毕业论文的经历，也培养了我科研创新的思维和能力，特别是通过学科交叉获得创新的灵感和成果。实际上，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是学科交叉成果的结晶。我的硕士生导师王仁卉教授在材料物理和电子显微学领域是国际知名学者，博士生导师孙国正教授则是机械工程，特别是港口机械工程设计领域的权威专家。在二位导师的指导和影响下，我在“利用电子显微学等分析测试技术研究焊接接头的微观组织和性能，特别是异种金属焊接”这个方向上持续研究了二十多年。2000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异种钢及异种金属焊接——显微结构特征及其转变机理》。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多次做报告和邀请报告和学术访问，在专业领域内也逐渐被大家所熟知。1999年，我获得了交通部颁发的第二届吴福—振华交通教育青年教师奖，还多次获得学校颁发的林维德堂优秀青年教师一等奖、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奖励。

教书育人：坚守职责初心

2001年5月受王仁卉教授的邀请和举荐，我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调入到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工作至今。如果说前面是“单打独斗”探索科研创新道路，从“青椒”到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个人奋斗过程，到武大后的近20年则是与研究生们一起团队合作的发展与进步历程。数百篇论文、数十个专利和数十个项目就是我与60多位研究生在科研创新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所走过的研究进程的见证。这些研究成果更是汇聚在了3部专著里面：201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火焰中的碳纳米材料－从零维到一维和二维》总结了我们在碳纳米材料研究领域10多年的研究成果；201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新型纳米光催化材料：制备、表征、理论及应用》总结了我们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项目的资助下近10年的研究成果；已经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9年即将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现代材料学》，也是我课题组10多年来将材料物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文物与考古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总结。

2013年9月10日教师节庆祝大会上，学校给我颁发了“执教三十周年”荣誉证书。作为在高校工作一生的普通教师，我觉得最大的荣耀和成就感就是四个字：教书育人。在数十位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以及更多的本科生中，有许多已经成长为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副研究员，以及博导、硕导、系主任等，成为了单位的中坚骨干，甚至国际上的知名学者。有多位学生获得了国家青年千人、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和湖北省青年百人等称号。例如，2007年毕业的鲍桥梁博士现在是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终身副教授和The ARC Future Fellowship（类似于中国的杰青），2012年入选中组部第二批“青年千人计划”，获得国家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2016年03月14日《科技日报》曾以“鲍桥梁：二维材料世界追梦人”为题进行报道。2014年毕业的张豫鹏博士2017年入选“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和“湖北省百人计划”双称号，目前为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2010年毕业的廖灵敏博士现为长江科学研究院材料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曾经是该单位的第一个女博士和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不到三十岁）。2013年毕业的江旭东博士现为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和副研究员，在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电视片中担任“越王勾践剑”国宝守护人，在文物保护领域已经有较高的知名度。

这里还想介绍几个我课题组较为独特的情况和做法，与大家交流。

一个是我课题组有一个由学生们自发设立的一个课题组基金。在物理学院，我的课题组也算是一个“奖学金大户”。2012年起，教育部和武汉大学改革实施全新的研究生奖学金政策，分别设立了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武汉大学学术创新奖。那一年，当时的博士生张豫鹏、江旭东和硕士生黎德龙等人共获得了各类奖学金奖励达到十五万多元，其中张豫鹏博士和江旭东博士的奖学金分别就高达5.4万元。让我感动和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获奖学生主动提出拿出1/6的份额设立一个“课题组基金”供课题组成员集体使用。设立的初衷是：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生活补助、补贴部分课题组集体活动支出、给毕业结婚的同学发红包等。其中有几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就是通过这个基金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很快又返还了费用。这个基金由学生们自己保管和记账，互相监督。我觉得1/6的比例太高，后来改为了10%。通过这个基金的设立，极大地提高了课题组的团队凝聚力。

第二个是罗成志博士在他5年的硕博连读时间里，曾连续获得过4次国家奖学金和1次“于刚·宋晓奖学金（博士生）”，应该是创造了一个“学校之最”。罗成志不仅专业基础好、聪明、刻苦、动手能力强，还是每天最早到实验室的学生，做事踏踏实实，不浮躁。他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学生，当年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获得了硕士生推免生资格，也和很多学生一样去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参加科研夏令营。但是转了一圈以后，他回来对我说：“潘老师，感觉都差不多，我就在武大跟着您读书！”此后，他就踏踏实实学习和做科研，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8年毕业后到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

第三个是我课题组自2012年起，每年年末都要举办一个《“珞珈”材料 — 物理年度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主要是我课题组已毕业的学生和在读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等。举办这个会议，我的想法是通过毕业学生与在读学生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一方面让毕业学生了解母校和课题组的发展情况，最重要的是以毕业学生为榜样，让在读的学生能够安心学习和科研，明确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这种现身说法可能比我的说教更有效。在会上毕业学生和在读学生，以及邀请专家一起做学术报告进行交流，然后师生和家属们欢聚一堂吃年饭，重温母校生活的重要时刻。有许多朋友和同事都对毕业的学生能不远千里回来参加课题组聚会表示非常羡慕和赞赏。通过这些活动，课题组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学风，形成了“活力、开放、合作、团结”的课题组文化。有条件的毕业学生也积极要求主办会议，会议曾先后在苏州大学、深圳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等地举行。

由于课题组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生们的优秀表现，2012年12月，我荣获了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2012年度我心目中的好导师”，2013年1月，荣获“武汉大学第三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等荣誉称号。

服务社会：践行责任担当

服务社会也是一名大学教授的重要职责。在高校工作近四十年里，由于受到学校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曾2次担任中层副职，并长期担任材料物理系（或教研室）主任。值得一提的是牵头主持了一些学科建设工作，也算是我对学校的一点实实在在的贡献。例如：申报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02年）、材料学专业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05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2009年）、材料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10年）、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0年）、 “材料物理与化学”湖北省重点学科（2008年和2013年）等，并牵头了这些学科点的多次评估工作。还负责了本科生“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班”（2003年）的筹建与运行工作。

在学术兼职方面，我长期担任湖北省物理学会和武汉物理学会秘书长（2001年至今）、教育部材料物理与材料化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06年至今）、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2007年至今）、湖北省机械工程学会理化检验专业委员会理事长（2006年至今）、湖北省电子显微镜学会副理事长（2001年至今）、武汉理工大学兼职教授（2005－2008年）和巴西佩洛塔斯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Pelotas (UFPel), Pelotas, Brazil）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生项目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2018年至今）等，还是数个国内外学术刊物的编委和数十个学术刊物的审稿人。

2017年，由武汉市科协和学校推荐，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社会兼职—— 政协武汉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我的眼光也扩展到了生活四十多年的武汉市，开始更加关注武汉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问题。通过提交发展大湖经济、建立体停车楼、 东湖绿道建设和设立楼梯扶手等政协提案，来体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武汉市的发展贡献微薄的力量。

我在教书育人、科研创新和服务社会三项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学校和社会的认可和肯定。2007年晋升为三级教授，2014年晋升为二级教授，2016年获得了“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2016年获得了“湖北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2013年获得了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授予的“湖北省科技创新源泉工程创新创业人才”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40年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也反映了国家在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领域的突飞猛进与和谐发展。我们每个人就像一朵小浪花，一同汇聚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起奋勇向前。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希望我们的学生们“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好！（作者系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编辑：陈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