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如海，永志不忘

1986年9月，我由西南政法大学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投奔到马克昌先生门下。由于笔试成绩不是很突出，法学院准备将我作为云南大学法学院委培生招进来。我思想上有包袱，不想毕业后去西南边城。复试后， 马 先生根据我的复试成绩将我由委培生调整为计划生。我喜出望外，感受到先生公平对待外校考生的正直作风，感激之情和敬佩之意油然而生。

入校后不久，先生找我我谈话，大意是我作为从西南政法大学考进来的学生，基础比较扎实，希望我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多出成果。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令先生有些失望。

在研究生第二学期末，几位同学计划利用暑期外出调研，我也想参加。先生说，你们提交一份调研计划，经导师审查通过后，可用导师的课题经费调研。我临时草拟了一份交给他。先生粗略地看了一眼，神情突然变得异常严肃，“啪”地一声把计划摔到地上。我吓懵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先生训斥，“你不认真准备调研计划，草率地写个东西来应付我，然后拿国家的科研经费出差，乱花公款，这不是一个研究生应有的治学态度。公款不是拿来游山玩水的，是要用于实实在在的调研中。”

当时我不以为意，觉得老先生小题大做。后来听学院里的老师说，马克昌先生的国家级课题很多，但经费使用控制极严，往往课题结项时还有大部分的经费未使用完，全部上缴国家财政。这时我才理解先生对我严厉批评的原因。他的这种做法也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马先生做学问很严谨，从不贸然与自己的学生联合署名发表论文，也很少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荐发表学生论文。

一次，我写了一篇自认为质量较高的论 文请 先生指教。先生审阅后认为写得比较好，可以寄出去发表。我想请先生帮忙推荐给全国影响较大的刊物。他略微沉思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道路要靠自己闯，不要将希望寄托于别人。学问做好了，自然可以发表出来。”

于是，我将论文寄到上海的《政治与法律》杂志，很快发表了。这是我在全国性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专业论文。我激动地将此消息告诉先生，他十分欣慰并鼓励我继续努力。

临近毕业之际，我们遇上了19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原来联系好的单位也变卦了。当我手足无措时，先生便让熊选国师兄帮忙联系武汉市社科院，并写了一封推荐函。我如愿步入工作岗位。

1991年，我又考取了先生的博士生。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我的专业研究能力有了长足长进。毕业两年后，先生主动提出将我的博士论文纳入“武汉大学刑法学博士文库”，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刚走出校门的我手头拮据，先生便拿出他的专项基金会资助出版。《量刑的基本理论研究》一书为我的学术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先生病重住院期间，我曾前往看望。病榻上的他牵挂得依然是学生的事业发展是否顺利。当我告诉他我所取得的成就时，先生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先生之于我，亦师亦父。我跟随先生学习6年，收获很多，我在事业上所取得的点滴成绩， 包含了 先生多年的心血和关怀。先生治学严谨、爱生如子，既教书又育人。我们毕业后多年，他还一如既往地关心和帮助我，令我终生难忘。马克昌先生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人生路上的指明灯，更是我做人做事的楷模。

师恩如海，永志不忘！（作者系校友、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广州校友会《羊城珞珈情》编辑部供稿）

（编辑：付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