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武汉有5大“杀人场” 当年如何祸害武汉人民

1952年在黄陂刘店乡坦教湖边发掘出的日寇杀人场。

(武汉晚报)万人签名见证日寇罪恶

日寇占领武汉7年，罪恶罄竹难书。本报记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了一份很有价值的《武汉市人民检查署调查日寇在武汉罪行的专报》。

这份1952年9月15日的《专报》上写道：“中央及中南于6月中旬指示我们搜集日本战犯的罪证材料，即于6月23日，组织了本署力量与公安、文教、政法各部门及报社和各群众团体，主动与他们取得了密切联系，并获得一致的协助。同时，在《新武汉报》上，我们发布了号召，搜集日寇在汉的罪行罪证，并印发宣传品5万份，又于7月7日《长江日报》、《新武汉报》刊登了黄陂一干山日寇屠杀我4000余人杀人场的调查报道及图片，扩大宣传，广泛的发动了人民群众。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收到人民群众关于日寇罪行的控诉与见证材料及各种书刊图片等共2000余件;另有近1万人签名的集体控诉及见证书;此外还有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凶器，轰炸与拆毁市内房屋的残迹，集中营的旧址，杀人场里掘出的尸骨和受害人的残照，这些都是日寇罪行铁的罪证。我们又从本市公安总局，了解了日寇在华中及武汉地区的组织系统，更进一步从汉奸口供中了解了日寇的各组织系统的任务，并证实了日寇罪行。”

5大“杀人场”令人不寒而栗

《专报》中特别提到，日寇在武汉有五大“杀人场”：

1、汉阳渔门乡

汉阳渔门乡即现在的东西湖慈惠街。这长约10里宽约2里的地方，都是屠杀范围。从1938年的冬天起，到1942年止，三年多的时间里，渔门乡变成了一个极恐怖的地方，护路沟里的水都被血染成红色，田野里堆放的尸首使周围的空气变得腥臭难闻，周围十几里路的狗和乌鸦都集合到这里来吃尸肉，狗的眼胀得通红，不能走动。慈惠村老太婆陈大脚回忆说：“狗子吃尸肉太多，忘了本性，见活人也扑上来咬。”

据沙咀村农民黄泽雨、方山富说，他们在1939年7月，亲见日寇一次装18汽车中国人，约有120人，用刀砍了。

沙咀村农妇彭腊梅说，她在1939年5月，见日寇押24汽车中国人，约500多人，到汉宜路外红花路，用机枪射死。又于1939年9月15日，看见日寇在渔门乡余北墩河边厕所旁活埋了5个中国同胞。

当地民众证实，3年时间内，日寇在这一带最少杀了1.5万人。

2、黄陂刘店乡一干山下坦教湖边 这里有杀人沟60余条，每条沟长约2丈至3丈，深有六七尺，宽5尺。刘店乡的农民于1952年7月初进行了挖掘，发现每条沟掩埋的尸骨最少的有五六十具，多的有七八十具。农民曾仅挖了16条沟，就挖掘了尸骨831具。估算起来，在这里被杀的中国人民至少在4000人以上。

曾亲眼看到日寇进行屠杀的100多农民写下了集体“见证书”：

“1939年初，在我乡道贯泉东北首，岔马路南面，一干山下坦教湖边，周围三四石田地的面积的荒地上，我们经常看见日寇汉口地区警备队用汽车装我们中国人来屠杀。每次杀人的前一天，必先派人挖好坑，第二天杀人的日寇先来在杀人场喝酒，四周有日寇警备队放哨，被杀的人用汽车直放杀人场，到场后就一个个的牵出来，先用白纱布把眼蒙上，然后松绑，由喝了酒的刽子手把人牵到坑边跪着，把头低下，沿沟跪在一排，即双手举起片刀，不管杀得死不死，照头砍一刀，踢一脚，滚到沟里。杀完之后，由穿白衣服的日本人掩埋，然后他们朝天放3枪，就坐汽车回去。”

3、汉阳晴川阁江边

日寇侵入武汉后，该地即为汉阳宪兵分队占据，晴川阁下的趸船上即为日寇杀人场所。根据当地居民周彩春及该队的翻译吴建勋的控诉材料，日寇除在趸船上屠杀外，更有用麻袋装着投入江中的，总计该队在此处屠杀人数先后约有千余人以上。

4、武昌临江张公亭附近

张公亭在武昌黄鹤楼的西边，日寇统治武汉时，靠近张公亭的平湖门、文昌门一带临江马路上，是没有人行走的。这里是日寇武昌宪兵分队和警备队的杀人场。

据武昌保安街130余人具名的见证书上说,自从日寇进入武汉之后，每到夜晚，总会听到江边上的汽车声和喊救命声，那时候在张公亭附近横直20里路，都不许进人，首先进行戒备，每次总是有三四辆汽车装载着中国人民，使其下车后，便用刀杀了丢入江中，每次杀害人民有七八十人至百余人不等，总计7年来在这里被害者至少有1万人以上。

5、汉口江汉关

根据汉奸任铁夫的口供，日寇宪兵队在这里屠杀和沉入江中去的人，7年来至少有1000人以上。

看日寇当年如何祸害武汉人民市民拉肚子都会被杀

　(武汉晚报)武汉陷落后的第二天，日军即将江汉关报时钟，拨快1小时，称为新钟，与日本东京对准时刻。第三天又宣布每天下午新钟5点，全市实行戒严，不准任何人行走，违者格杀勿论。武汉市区成为荒凉、恐怖的世界，人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不到5天，日军大量拆毁民房，又纵火焚烧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至满春路一带，火焰腾空，浓烟蔽日，一片火海。对此日寇统称是中国政府“放火队”所为，抓了不少无辜老百姓，全部杀害。

用烟土毒化中国人

日寇设计了一种“毒化”中国人的办法：成立武汉特别市戒烟总局，凡愿吸食鸦片者，可向戒烟局领取“户照”，凭照可到公卖处购配价烟土3两。为“方便”烟民，戒烟局又在三镇遍设土膏店、吸烟所，并成立土膏店联合公司，由戒烟局统一发售烟土，形成吸毒服务一条龙。

日本岗哨和查夜宪兵一见鸦片烟鬼，总要翘起拇指，夸他们是“大大的良民”。

蔡甸区委党史办李家彬说，小小蔡甸镇，沦陷时期就有34家吸烟所，月售鸦片达3882两。据市工商联提供的档案，武汉三镇在日伪时期，土膏店达32家，吸烟所达100家。

惨无人道的“防疫运动”

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武汉市民连生病都会成为被屠杀的理由。

在日寇占领武汉第二年，武汉发生霍乱。日军硬说病源来自武汉市民，于是以极残酷的手段进行所谓“防疫运动”。难民区人口稠密，十分拥挤，加之日军断绝自来水供应，居民不得不饮用又脏又臭的塘水，往往会染上常见的疾病，如拉肚子等，这些人只要被日军发现，就要被当作霍乱病人活活烧死。

鄱阳街附近一家中国商店内有个学徒偶感不适，请假回郊区家中休息，因天气炎热，路途远，有些疲倦，结果被日军视为传染病人，不问青红皂白，当即被烧死。三天后店里接到一张要“柴火费”的账单，才知凶信。

难民区有一个妇女，早上起床打了个喷嚏，恰被巡逻的日本兵听见，闯进来拖着就走，其丈夫拿出打了预防针的证明，还是被拉走活活烧死。一个家住郊区的老人经过华景街(今天的一元路附近)时，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下，也被拖去烧死。被日军当作传染病人烧死的何止这几例。

下水道铁盖板一夜之间全抢走

日军占领武汉后，立即将集中在武汉而来不及转移的一批物资全部运回日本，包括：棉花170万担，桐油700吨，牛皮2000余捆，猪鬃200多箱，生漆500多吨，木耳2000多担。

当时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决定，矿产、棉花、布匹、油料、猪鬃、牛羊皮、苎麻、桐油、生漆，一律列为军用物资，只能由日本洋行代军部收购，强行压价，收购价格平均只有战前80%左右。

沦陷7年来，日本侵略军通过日本洋行掠夺武汉的棉花约为469万担，胡麻约56万担，生漆8.4万担，桐油23万担，茶叶27万担，猪鬃3.5万担，羊皮700万张。

日军还开出大批军用卡车，一夜之间将武昌和汉口市区马路两旁的下水道铁盖以及下水沟上的铁盖板全部抢去，运回日本。导致经常有人跌入下水道沟内，肢伤骨折，头破血流，人民深受其苦。至于大中型房屋上的金属构件和里巷之间的铁门、铁梯、铁栅、钢铁栏杆等，更是拆得一干二净，全部抢走。

本版文字整理 记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