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味的乡土人情:农民年收入万元 一年随礼三四万

14.11.2014  14:03

  上篇:变味的乡土,沉重的人情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有人情往来,尤其在农村。适度的人情往来确实能满足人们情感需求、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然而,曾经淳朴的乡土民风已经变味,人情消费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成为压在农民身上沉重的负担。

千奇百怪的宴请

  国庆期间,武陵山区的村民丁祥威可忙坏了。由于当地政府规定国庆之后禁止随便摆酒,村民们都争着在国庆节期间将撒出去的份子钱收回来,他每天要参加四五个宴席。

  千里之外的安徽六安,小伙马俊中一直在上海工作,今年国庆节回到老家本想清静一下,不想却更加忙碌:“国庆7天,我有4天都在参加喜宴,还有3天在去参加喜宴的路上。

  记者在中西部农村采访了解到,村民们节假日不得不应付无穷尽宴请的现象非常普遍。“农村摆酒名堂很多,大体上可以用‘三生(升)三事’来概括:三生(升)即生日、生子、升学;三事指婚事、丧事、杂事,前两个事好理解,后面的杂事包含内容就多了,购车、买房、搬家等,只要想办,就有理由办。”丁祥威说。

  三峡库区一村支部书记赵祥瑞透露,村里一村民考了驾照,竟然也办起酒席来。

  皖北基层大学生村官张宁告诉记者:“一些农民长期在这种不良风气影响下,开始变得只看钱不认人,认为随礼多就是把自己看得重,给的少就是不给面子,相互之间还会因利益不平衡而产生矛盾。

   无法承受的礼金

  丁祥威清晰地记得:20年前办酒席讲的是人情,那时候送鸡送蛋,送米送面,礼轻情义重。“现在,办酒席讲的是份子钱,再穷也要把份子钱凑足,礼金已经成为村民沉重的负担。”丁祥威说。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每年至少要参加40次左右酒宴,每次礼金最少100元,一般200元~300元,多的500元~1000元,平均1年要在这方面花费万元以上。“我的交往面还是窄的,有些人家一年要随三四万元。”丁祥威说,农村人一年种庄稼的收入也不过万把块钱,还不够交份子钱的。

  西部某贫困县的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往年每个暑假,他光升学酒要吃二三十席,光礼金就要送四五千元。

  占明是安徽省阜阳市人,去年刚从大学毕业,开始了自给自足的生活。近来他发现自己经济越发吃紧,算一算开销才发现,罪魁祸首就是“赶人情”。在他看来,“赶人情”已经不是为了情,而是为了钱、为了面子、为了不吃亏,俨然成了“赶钱情”。占明说,刚刚过去这一个月就有4个同学结婚、一个同学宝宝满月,工资几乎无存,经常吃泡面,要不就到父母那里蹭饭,感觉经济怎么都独立不起来。

  除了你来我往这种正常的酒宴,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要获得办事方便或是一些稀缺性资源,一些农民还将“赶人情”视为“敲门砖”,通过参加基层干部的酒宴来达到某种目的,这给本来就愈演愈烈的随份子、赶场子更添了不少“灰色”意味。一些村民告诉记者,虽然平时没怎么和村干部接触,但是不去怕得罪了村干部,导致一些惠农补贴、补助无法享受。既然去了,人家是村干部,份子钱少了,岂能看上眼?

   身不由己的游戏

  重庆万州区走马镇走马社区党支部书记向秀发说,人情消费玩来玩去,到了最后谁也不赚钱。

  安徽安庆某镇的吴永贵今年50岁,在当地经营着小本生意。他和爱人千盼万盼终于盼到儿子在今年国庆节成了婚,但这一场婚宴也让他花光了几年来的家庭收入。

  “一共摆了30桌酒席,请了我们县城里最好的婚庆公司,婚宴所有的开销在一起大概花了20多万元,减去收回的5万元礼金,大概花了十几万元。”吴永贵心疼地说,“我们农村人都爱面子,你不摆会被人说、会被看不起,只能硬着头皮上。

  主人喊累,客人也喊累,可如此累人的酒席为何无休无止呢?一些村民道出了缘由:大家都觉得这种吃请的风气不好,但是又都没有办法,别人请你,你不可能不去,你这次参加了别人的,又觉得不回请就吃亏了,所以找机会自己也办酒席。

  “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办酒席是为了收份子钱,但是不去又不行,没钱借了钱也要去,就怕别人在背后讲闲话。”曾在三峡库区某村当过村支部书记的杨永生说,许多村民已经厌倦了这种游戏,想尽快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半月谈记者 韩振 马姝瑞 实习记者 吴慧珺)

   下篇:让乡土人情回归“淳味

人情、社交、逐利:多重因素加剧乡风嬗变

  虽然“赶人情”在农村已经到了人人累之厌之的程度,但依旧屡禁不绝。究其原因,是人情束缚、社交模式、逐利需要等在起作用,并在加剧乡风嬗变。让乡土人情回归“淳味”,必须建立健康文明的人情交往观;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消除农民的危机感;同时,避免灰色消费导致的权钱交易,不要让人情钻了基层廉政建设的空子。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农村是乡土社会家族制度和家本位的思想孕育出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它以熟人社会的面孔展示了其人情社会的一面。人情社会具有社会性、规范性、情感性等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像一张在手中不断编织的网,越来越华丽,但一根线都不能断。

  “这就是说,最为实际的农民之所以愿意如此大方地出份子钱,首先是为了通过人情来建立和维持更广阔的人际圈,方便自己的生活,扩展自己的资源。久而久之,这种人情成为大家都遵守的生活模式,或是变成约定俗成的传统,反过来又会形成约束力,迫使农民遵守并强化它。”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范和生分析说。

  在他看来,人情固化和异化的束缚是加剧乡风嬗变的首要因素。“受到这种束缚的影响,人们潜意识里会自觉遵守它,无论它是否已经变质异化,但形式依旧存在,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坚不可破。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安白认为,虽然红白喜事已经变味成“先集资再偿还”的资金流动,以前作为感情的因素在淡化,经济利益在强化。但在不少农民眼中,老祖宗都是这么办的、别人家也是这么办的,于是自己也就必须这么办,否则就会被边缘化。真是喜喜相报何时了,子子孙孙无穷尽。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认为,相比城市居民,农民社交模式较为单一,获取资源的途径较少,但社交需要非常强烈,个体生产、生活保障等相当一部分都来源于其家庭、亲缘、宗族关系,这也使得他们必须寻求“赶人情”的方式。

  “我给你、你给我;我帮你、你帮我,在闭塞的乡村社会,这种你来我往是情感维系最便捷的方式,也是农民追求归属感的表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结构研究中心主任王开玉说。在他看来,随着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空心化,集体生活较之于过去越来越淡,互帮互助的组织形态越来越少,这也是导致各种人情消费趁势强化的原因。

  重庆市政协委员程德安告诉记者,自古以来,红白喜事都是农村人际交往的公共场所,但是随着大量年轻人外出,农村人口结构以及对精神交往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这要求交往形式随之改变。现在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感情的成分让位于物欲的上扬,交往成为农民的一种负担,盲目求大、求高、求排场,超出了民风民俗、精神需求的范畴。

  对于灰色消费以“赶人情”的名义横行,不少专家指出,其根源在于互相逐利的需要。“农民获取某种稀缺资源利益,如家里要盖房子需要审批,土地拆迁了多分点房子、申请困难户等等一系列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唯一的途径便是找干部。逢村里有个一官半职的干部家里办大事,农民多上门随‘大礼’,他们希望可以以小利图大利,‘赶人情’也就成了他们寻求利益的突破口。”王开玉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灰色消费是改变农村红白喜事本真形态最重要的因素。农村的村委会属于自治组织,缺少现代性质上公共权力的监督,“赶人情”轻易钻了廉政建设的空子。

   健康、文明“作料”,调“”人情往来

  王开玉认为,农民为人情东奔西走,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是为了备不时之需,帮助自己脱离生活、生产的困境,想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政府出面,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改进农村公共管理,从体制上消除农村居民的危机感,为农民创造不过分依赖私人关系的客观条件。

  人们的精神生活、情感联系无法取缔,因此农村也不可能没有“赶人情”,但方式需要改,淳朴的理念要先行。“首先,要提倡勤俭节约,明文反对铺张浪费,逐步转变大操大办、互相攀比的不良风气;其次,理念先行,树立正确的人情消费观,还原本真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第三,考虑引进一些新的风尚,如节日送鲜花、贺信、对联等人情味更浓的东西,而非金钱的相互交换。”范和生说。

  针对灰色消费,竹立家提出,要加强基层廉政建设,严格遵守八项规定。“同时,要树立农村地区政权的法理性以维持基层村委会的规范运行,成立村民监督委员会以监督基层政权,改变人情大于法的基层社会态势,建设法大于权的健康基层政权。

   移风易俗有新招

  “在农村每逢操办红白喜事,主人多会委托一人统管大小事务,这人便是村里皆知的‘总管’。用句时髦的话说,‘总管’就是农村红白事的CEO。”重庆巫溪县古路镇居民曾奇说。

  据巫溪县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总管”中,90%以上的都是往届或现任的村干部,还有部分是德高望重、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的地方贤达。巫溪县各乡镇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在全县范围内对“总管”调查摸底,统计全县500余名农村“总管”的个人信息,建立动态的“总管”人才库。全县每半年召开一次“总管讲堂”现场会,并面向全县公开征集红白事说词、丧事孝歌、“总管”的文明劝导顺口溜,编印成《“总管”锦囊》口袋书。对于那些文化程度有限,讲稿消化有难度的“总管”,将制作好的录音材料用U盘拷贝给他们,让他们直接在酒席现场的音响设备上播放。

  “我们在‘上岗’过程中,会建议和劝导主人减少宴席数,减少菜品,改变荤素搭配;不给帮工发礼品,不燃放或少燃放烟花爆竹;倡导简办婚丧宴,不办‘无事宴’;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倡导节俭新风,改变大操大办铺张浪费陋习。”巫溪县古路镇的一位“总管”赵志高说。

  据统计,自今年5月以来,巫溪县共通过“总管”劝停650多起“无事酒”,与往年同期相比,全县“无事酒”场次约下降95%,粗算可以为老百姓直接节约宴请资金650余万元,避免人情送礼2600余万元,起到了践行节约的目的。(半月谈记者 马姝瑞 韩振 实习记者 吴慧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