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单独二孩”的成本困境

28.10.2014  10:36

    从去年11月国家确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迄今将近一年。这一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历史性转向”,对人口出生影响几何,似乎并未引起更多关注。

  有媒体注意到,“单独二孩”的出生不仅没有出现意料中的婴儿潮,与政策许可幅度相比,还只能谓之以异常的冷落。仅以湖北为例,全省统计符合条件的单独两孩家庭62.94万个,申请二孩生育10958人,仅占1.74%,预测可能出现的生育潜能大释放和生育堆积现象都未出现。

  “单独两孩”的出生呈冷落之局,不排除政策缓释效应的作用,比如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对生或不生、何时生,有一个考量的过程。然而,更普遍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当事人对生养成本的考虑。多生一个孩子,对不差钱的富裕阶层不是问题;而对一般家庭来说,时间、精力、经济等条件,就不能不是一项必须前思后想的重大规划。如果所具条件不能与当下现实顺利对接,哪怕多想“再要一个”,也只好望孩兴叹。

  在我们周围,不难发现有些人在政策松绑以后,又被生养成本困境绑架而不敢生,怕的是生得起、养不起。首先,作为母亲会不会因为孕期、产假、哺乳,而影响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这个岗位又紧连着一份必不可少的收入,决定着是否买得起婴儿奶粉、尿不湿。其次,生活、教育、医疗等成本负担,养一个已是勉为其难、气喘吁吁,是否有勇气、有必要不顾一切再生一个。

  50后、60后这一代人,举双手赞成“单独两孩”的新政策。通俗地讲,独生子女易孤独,两个人有个伴,利于培养健全的家庭亲情观念。从社会角度看,兄弟姐妹还是重要的心理支撑,是竞争社会中憩息于港湾的温暖源泉。工休节假之日,聚一聚,吐吐苦水,拉拉家常;父母三病两痛之时,端茶倒水、送医陪护也不至于独木难支,久病床前无孝子。更甚者,家庭一旦因人有旦夕祸福而“失独”,则铸成人生不堪承受之大悲。一言以蔽之,“单独两孩”政策,在家庭是福音,对社会和谐是一种制度化促进。

  在更高层面上,这一重大政策调整将直接关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决定种族健康延续水平。在必要的年代,必须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不如此,我们可能无法迎来今日飞速发展的时代;在抓抢机遇加速发展的年代,必须正视30年计划生育伴随的问题,针对性地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放开,不如此,我们可能就会错失机遇,有负子孙,愧对历史与未来。

  在国家构想里,人口政策从计划生育到全面放开,是一个逐步渐近的过程,“单独两孩”只是初期阶段。这种审慎是必要的。但在人口专家眼里,更迫切的是如何抢抓“二孩”人口红利,是中国要担忧生育率继续低迷而不是反弹;穆光宗认为即便全面放开二孩,实际生育率也很可能低于1.5,而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回到“单独两孩”的成本困境,只想厘清两个问题:其一,成本困境既反映了家庭添丁加口的实际条件,也衡量着国家对人口生产的支撑实力。其二,成本困境制约二胎生育意愿,表面上是一代人、部分家庭的事,实质上将是影响几代人、整个国家的战略大计。因此,应以国家的力量化解这种成本困境,让“单独两孩”无忧无虑地应运而生。(大林)

(见习编辑 金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