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发展转型

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发展转型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 潘家华

　  工业革命以来，以技术引领、效用为先、财富积累、改造并征服自然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迅速统治世界，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实现工业文明转型、谋求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追求。

　　西方学界从不同侧面对工业文明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穆尔就指出，“美丽自然的幽静和博大是思想和信念的摇篮”，有其自然的价值，不能破坏。因而社会形态应该是一种“静态经济”，即人口数量、经济总量和规模、自然环境均保持基本稳定。英国哲学家罗素甚至认为，工业文明与人性背道而驰。进入20世纪60年代，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迫使人们考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边界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宇宙飞船经济”，生态经济学家戴利论证了保持人口与能源和物质消费在一个稳定或有限波动水平的“稳态经济”。但是，这些理论要么过于偏颇，要么脱离实际，要么存在方法论困境，因而都无法实现，更难以指导实践。所以，时至今日，西方工业文明的根本性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理论、方法和实践依然面临诸多困惑和困境。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可望对工业文明转型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发展难题作出科学解答。最近30多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但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加剧，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上限。在这一背景下，东方哲学“天人合一”的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认知，习近平同志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构成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导，促进形成了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范式，改造和提升着工业文明。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单一到全面的过程。20世纪后半叶，尊重自然多具有被动色彩，靠山吃山、有水快流，有的地方甚至为了“金山银山”而破坏“绿水青山”；单一、被动地治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进入21世纪，生态文明建设的层次和力度不断提升。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并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制度层面，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把绿色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手段和评判标准。在实践中，提出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尊重和顺应自然的方针，明确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路径。

　　可见，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涉及价值理念、目标导向、生产和消费方式等方面，是全方位的发展转型。工业文明的价值基础是功利主义，评判的尺度是效用，通行的法则是竞争，崇尚物竞天择；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基础源于古代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寻求生态公正，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工业文明追求利润、财富积累和效用最大化，导致GDP崇拜；而生态文明建设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环境可持续和社会繁荣。工业文明依赖化石能源；而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可持续的能源支撑。工业文明下实行“原料—生产过程—产品加废料”的线性生产模式；生态文明下实行“原料—生产过程—产品加原料”的循环经济模式。工业文明下盛行占有型、奢侈型的高消费；而生态文明倡导低碳、品质、健康的理性消费。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为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转型探索了方向和路径。中国已对联合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突出贡献，在低碳发展、减缓气候变化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事实上，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提出的行动方案，超越了工业文明范式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支柱格局，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5P愿景：以人为本（people）、尊重自然（planet）、经济繁荣（prosperity）、社会和谐（peace）、合作共赢（partnership）。其中，就包含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如果说工业文明是西方社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性创新，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则是东方智慧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贡献。

“一带一路”是绿色发展之路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的合作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周亚敏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实现发展对接、优势互补的重要战略构想，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崭新名片。然而，国际上有人不顾客观事实，妄言“一带一路”建设将使中国掠夺性开发沿线资源，会给沿线国家带来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针对这一“中国威胁论”的新论调，中国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实践给予了有力驳斥。2013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阐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重要理念。中国正在走出粗放发展模式，努力克服“先污染后治理”的弊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紧迫性有深切体会。201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绿色化”发展要求，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充实为“五化协同”，表明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又前进了一步。因此，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绝不会沿袭发达国家主导的原有国际合作模式，即以低廉的经济利益换取宝贵的资源、环境和生态价值，而是充分考虑各国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与合作伙伴共同探索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的合作模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处在相似发展阶段，通过互学互鉴，必将促进各国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提供巨大的绿色发展空间，以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能够提供实实在在的投资机遇和合作红利。仅就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需求就十分可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都把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支持的投资领域。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种绿色发展潜力的释放，不仅会带来即期的经济效益，而且能消除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对绿色发展的追求已经成为将沿线各国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强大纽带，探索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的合作模式已经成为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利益诉求的努力方向。

“一带一路”是绿色发展之路，对于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将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作为维护既得利益的手段，一方面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和碳排放，另一方面用不合理的环境和气候保护条款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战略主张充分尊重沿线各国的历史和现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将“绿色”真正转化为各国共同的福祉，而非少数国家的私利。“一带一路”是绿色之路，它维护沿线国家的生态利益，有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整体谈判能力，进而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

深刻认识绿色化的内涵与特征

山西大学 林 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这标志着我国现代化战略从“四化同步”发展成为“五化协同”。落实现代化发展新战略，需要深入研究和把握绿色化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绿色化，就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融入和协同提升的过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友好程度不断提升、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和谐的过程。绿色化体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制度体系、思想意识等各个层面，本质上是一种全新发展方式。

　　更高级的发展方式。绿色化的前提是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整个自然生态系统演进的子系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传统发展方式将经济社会发展从生态环境中人为剥离出来，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运动的二元对立。绿色化不仅要利用生态系统的工具价值，更要承认和突出生态系统自身的价值。这种发展方式将经济社会发展置于生态系统演进之中，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归位。因此，相对于传统发展方式而言，绿色化是更高级的发展方式。

　　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绿色化的核心要求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环节，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水平的协同提升。所谓突出地位，可以理解为突出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所谓融入，就是一体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因此，绿色化要求打破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甲污染乙治理”的二元路径，形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的新路径。

　　和谐的发展方式。绿色化的推进方式是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传统发展方式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割裂开来，不仅导致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对立，而且导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生态权益对立。绿色化以系统化的方式推进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绿化，以制度化的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联动、产业联动、区域联动，以市场化的方式推进污染联防联治和地区、群体之间的生态补偿。这一整套系统化、制度化和市场化方式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形成和谐的发展方式。

　　积极的发展方式。绿色化的着眼点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在自然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改造自然。绿色化，一方面不同于那种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建基于自然中心主义的“零增长”“负增长”的消极被动发展，而是积极追求科学发展、追求新型工业化。绿色化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同时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开发绿色资源、积累绿色资产、拓展绿色空间的发展手段和路径。因此，绿色化是一种积极、主动、进取的发展方式。

　　普惠民生的发展方式。绿色化的出发点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产品的需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良好生态环境、优质绿色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之一。绿色化，一方面强调生态环境的生产性、发展性功能，另一方面强调生态环境的生存性、宜居性功能，强调确保和提升生态环境适合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标准，强调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求，确保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因此，绿色化是一种改善民生、普惠民生的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