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税缘情

        1978年，外公从公安战线转行到了税务所。村里的老人说，那时的外公个子虽然不高，但一穿上税服，就有一种威严劲儿，村里人看见他总会说，“税官”来了。

那时农村的纳税人不成规模，称得上企业的也不多，“税官”就得挨家挨户地跑。外公就骑着他那辆老式的“二八”自行车，跋山涉水，遇到不明白怎么回事的老百姓，总要停下来仔仔细细、不厌其烦地讲上几遍，什么是税法，什么是纳税，交上来的税款都到哪儿去了……外婆说，外公每天早出晚归，奔波于老家山区8个公社，一辆自行车、一个黑色人造革书包就是他工作的全部装备。由于经常和小商贩打交道，小商贩在背后都管他叫“要小钱的”。那时候，坊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人上环、狗带牌、扒死尸、要小钱”，形容最不受待见的4种工作。也有人管外公叫“老严肃”，说是从来没见他笑过。不过，“老严肃”退休之后倒是一改严肃的形象，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乐呵呵的。4年前，外公患上了脑血栓，虽然疼痛难忍，但老人家依然把微笑挂在脸上。离开的那天，舅舅遵照外公的遗愿，为他穿上一套整齐的税服，头顶戴的依然是当年的大盖帽。我记得，那是他一直精心保存在衣橱里的一套新税服。外公生前有个书柜始终上着锁，从未见他打开过，我很好奇里面究竟装着什么“宝贝”，直到外婆在整理外公的遗物打开时，我才看到，除了户口簿、身份证，柜子里全是外公的各种荣誉证书，看样子能有几十本，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8年，妈妈从教师转行成为税务局的一名内勤。妈妈说，她做内勤的时候，纳税人已经有了主动缴税的意识，再也不用像外公那样前村后院地到处跑了。几张并排的办公桌，就相当于今天的办税窗口。每月征期，妈妈开发票一坐就是一天。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发票都是手写的，速度有限，还容易出错。当大批的纳税人前来报税时，妈妈忙到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有时候，纳税人虽然等得很着急，但看到妈妈连吃饭的时间都用到了工作上，他们不仅理解了，还反过来安慰妈妈不要着急。由于经常工作到腰酸背痛，写字写到手发酸、眼发花，妈妈落下颈肩痛的毛病。但她说开发票时必须要严谨，特别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执法风险非常高，一旦出了错会造成大问题，千万马虎不得。在我印象里，妈妈与纳税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微笑是她的金字招牌，无论纳税人年龄大小，都亲切称呼她为“张姐”。为此，妈妈曾被评为市级“服务之星”。记得小时候，我跟同学们一起去妈妈单位，我指着先进工作者宣传栏中母亲的照片，告诉她们“这就是我妈妈”时，看到同学眼中流露出羡慕的眼神，我十分骄傲。

        2012年，初入社会的我如愿以偿地加入到国税局这个大家庭中。在这里，我看到领导作风扎实严谨，为我们做出好的表率；我看到现代化的设备高效运转，忙碌着的同事各司其职；我看到办公房间使用的紧凑，同事之间的交流却在增多；我看到纳税服务厅开放式办公，各项服务制度日臻完善，不再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也许是特别的缘分，我家祖孙三代都在国税的事业上行走着。我见过的第一代税服和大盖帽，不是在博物馆里，而是在外公的衣架上；我见过手写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在税收宣传的展柜里，而是在妈妈工作的纳税服务厅里；我见过新标准、新要求下严格自律的国税队伍，不是在《新闻联播》里，而是在我真真实实从事的工作岗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