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藏区不是蛮荒之地，也不是世外桃源
导演万玛才旦：
上月，第7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公布最后一批名单，《塔洛》入围“地平线”竞赛单元。
上月，第7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公布最后一批名单，《塔洛》入围“地平线”竞赛单元。
随着一只小羊羔咬着奶瓶，一个中年男子背诵着《为人民服务》，电影《塔洛》开始了。
上月，第7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公布最后一批名单，《塔洛》入围“地平线”竞赛单元。
它的导演万玛才旦，青海出生的藏族人，40多岁，写过小说，十多年前开始试着把自己写的小说拍成电影。他的第一部电影就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被誉为藏族母语电影的开创者。
14日，跟长江日报记者一聊完，万玛才旦匆匆吃了块三明治，给自己买了杯卡布奇诺，再买了一杯美式咖啡，就上楼去了。下午他约了调色师在望京北路一间制作公司调色。5天后成片《塔洛》就要寄去威尼斯。
留了17年的小辫子剪了
塔洛是《塔洛》的主人公，饰演者西德尼玛说，片子拍到一半，在剪掉他小辫子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掉了眼泪。他的小辫子留了17年，从没剪过。就像他扮演的塔洛，那条小辫子几乎就是他的标志。
当初万玛才旦找他演塔洛，他考虑了两天，最后说，“为了艺术，就做一次牺牲吧”。
第一个镜头，长达十余分钟，他用念经式的语调和换气方式背诵《为人民服务》全文，一气呵成。
万玛才旦对镜头的使用近乎苛刻，在他的电影里，几乎没有一个特写镜头。“我只把场景传达给观众，其余的留给他们评判。”这一次，他又把形式感发挥到极致——黑白、全部固定镜头。
《塔洛》改编自万玛才旦的同名短篇小说，辗转青海省贵德、同德、贵南等地拍摄，讲述一个单纯善良的牧羊人因办身份证，来到城市，遇见心爱的姑娘，但现实将他单纯的理想一一打破。
《白雪公主》与卓别林的启蒙
到北京这13年，万玛每年回青海老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如果不是大一那年偶然得到机会拍电影，或许现在他和大多数同村朋友一样做着公务员或是老师。
这种偶然也发生在他的小学。在满是泥泞的小村路上，一本没有封皮的小书出现在他眼前，他捡起，抖落上面的泥土，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过了很久，他才知道这本书叫《白雪公主》。他说，这是他的文学启蒙。
初中时，一个电站的兴修捎带来了一个职工电影院，一场两毛钱，每场座无虚席。这成了万玛最魂牵梦萦的地方。有时兜里没钱，他就翻墙偷着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和动画片《大闹天宫》成了当时看得最多的电影。
“同学里爱电影的不只我一个，但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既定的事实——看电影再正常不过，拍电影遥远得想都不敢想。”1991年，他开始陆续发表一些文学作品。10年后，他加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一项公益计划，第一部作品终于出世。
他说，自己入行是借了时代的机缘。如果电影还要以电影厂牌的方式产出，或是用胶片机拍摄，这两条只需一条，就能将他永远拒于门外。
2003年春节，他和同学用一台DV机拍出《静静的嘛呢石》作为作业。这部他真正的处女作得到了田壮壮等人的青睐，从此命运扭转。
不追求“讲述真实的西藏”
电影《老狗》的第一幕，一个中年人骑着摩托车蜿蜒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这与传说中、符号中的西藏有着天差地别。万玛说，他就是要打破这种想象。
他认为那些风靡一时的藏族题材电影很多很“好看”，却不藏族，“他们只看到了树的枝干叶子，没有看到根”。
在他的电影里，爱看《西游记》电视剧的喇嘛活佛、唱歌怎么都不愿拿起话筒的放羊娃，甚至人们对着山上呼喊寻人的方式都是完全藏式且生活化的。曾有人评价，万玛才旦是用最日常的眼光在打量藏族文化。
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即使拿着同一个剧本，他和一位汉地导演拍出的电影也一定大相径庭。
“我从不以讲述一个真实的西藏为追求。”他说，如果将自己电影里的西藏元素剥离，其中的价值仍然成立，他要阐释的是人性，是情感。
他希望，有一天能去掉藏族导演标签，只做“导演万玛才旦”。
我也曾是孤独的放羊娃
电影《塔洛》较之小说增加了一段牧羊的场景。山上只有一盏油灯，塔洛抱着录音机，跷着二郎腿听情歌。听到狼声他就打着电筒，出帐篷放一发火药。
与山下女人的结识，不知是打破还是形成了他的孤独。一个酒后的夜，他忘了放火药，狼群咬死了12头羊，这摧毁了他对孤独的最后防线。他卖了羊，去找城里的洗发姑娘杨措，却被洗劫一空。
万玛才旦曾说，人很难事实性地回到故乡。在他的小说或是电影里，人物多是悲剧式的结局。就如塔洛，本是一个单纯却固执的牧羊娃，遭遇城市与现代的洗礼，最后一无所有。
他对放羊娃的讲述遵循着自己的经验。他说，那时年幼，常常一连20余天一个人在山上牧羊，这某种程度塑造了他内在的孤独与悲观。“但好在我还能读书，不像塔洛，只能抱着录音机听情歌”。
万玛才旦对内地心情矛盾复杂。他需要电影所需的资源，又向往边陲小镇的生活。
去年，他把在北京长大的儿子送回青海学了一年藏语。尽管儿子正读高二，他说，学好藏语比什么都紧迫重要。
万玛才旦
记者耿尕卓玛 北京报道
【访谈】
“如果不做电影，我不用离开藏地老家”
牧羊人塔洛被理发店女孩第一次带去KTV 电影《塔洛》剧照
电影观众何必分藏人汉人
读+：当你在进行电影创作时，有没有假想过，观众是藏族还是汉族？
万玛才旦：我不区分观众。写小说、拍电影时都没有这种分别心。在作品里会做一些铺垫，做一些交代。比如《静静的嘛呢石》涉及藏戏智美更登，它在藏区几乎家喻户晓，人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其中的人物，也知道它传达了一个什么精神，但是对藏族以外的观众，这就很陌生，所以我在电影里，会重新交代、还原，包括一些主要的情节。《静静的嘛呢石》以后，很多人知道了智美更登的故事，并专门去看这部藏戏。
读+：但藏族人本身，可能不是那么在意自己的生存状态有多特别，更愿意关注外面是在如何发展。
万玛才旦：对，就像《静静的嘛呢石》，故事的背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生存其中的人物很难意识到自身的状态，但是后期一些电影会让藏族人自己也意识到很多东西正在失去，正在被改变。
读+：我很好奇，你这么多篇小说，为什么这次拿了《塔洛》来拍？
万玛才旦：小说只是一个几千字的小短篇，长篇的剧本大概需要3万字，所以加了很多素材。之所以选择它，主要因为它适合拍成电影。
在我没拍电影之前，很多小说不太适合拍电影，后来也有题材通不过的原因。小说和电影的尺度不同，前者创作较宽松，后者相对来讲不能特别随心所欲。一句台词、一个角色，一不留神可能就通不过。《塔洛》比较适合拍成电影。
读+：小说《塔洛》有很多令人值得细嚼回味的东西，拍成电影会不会把这种隐藏又热烈的东西打破了？
万玛才旦：小说写得很节制，但在拍电影时可以根据需求，适当展开。在小说里，没有描述塔洛的状态的，只知道他是一个单身的牧羊人。电影里把他的状态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展开，会把他一个人在山上牧羊的状态完整地呈现。
现实中有些故事真实得魔幻
读+：我发现你的电影几乎没有特写镜头，为什么？《塔洛》干吗要做成黑白电影？
万玛才旦：为了追求客观，一种形式感。《塔洛》没有一个移动镜头，甚至整部电影主人公始终处于画面的角落或边缘。这是一种形式，也是人的生活状态决定的。
读+：《寻找智美更登》中，一直没有给女主人公正面，是为什么？
万玛才旦：你的观察不错。因为这个人物的故事很虚幻，虚幻到你可能无法相信，但她的故事是真的。我们当时四处寻找演过智美更登的演员，后来打听到有个老人，他真的在年轻时把自己的妻子让给了别人。夫妻两人感情很好，有商有量、很和平地做出了这个决定，跟藏戏中智美更登把自己眼睛给别人一样。
现实中很多故事真实得有点魔幻，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最后我在拍摄时反而会很虚幻地进行处理。
读+：塔洛在生活中有原型吗？
万玛才旦：没有。塔洛是我的一个臆想。辫子是他的象征，他是几乎被别人忘记的人，甚至自己都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最后，遇到女孩儿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最后代表他的象征也没有了。
读+：放羊娃是你小说、电影中很爱出现的角色？
万玛才旦：我家乡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地区，山上放羊，山下种田，自己听到很多放羊的故事，自己也放过。喜欢他们身上的孤独感，在空旷的草原上，人很少，那样的孤独感很值得回味。
藏区的根不在风光里
读+：离家13年了，你还吃糌粑喝奶茶吗？
万玛才旦：吃。有时还会熬奶茶，从家里带牛肉来做手抓肉。
读+：到汉地生活，对你的创作是好处多些还是损失更大些？
万玛才旦：我比你好，我出来得晚（笑）。我基本是在定型之后才出来的。本质的东西很难改变，变的可能是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我做电影，离开家乡是不得不做的事。电影是一个工业，后期制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有的资源都在这里，去青海或藏区别的地方，基本没有做电影的可能性。所以，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还是很必要的。
但如果仅仅是创作，比如文学创作，在哪里都可以。如果只是文学创作，我更愿意去小地方，甚至回到老家的村子。就呆在那里。
读+：在你做电影时，究竟你更追求的是告诉别人真实的西藏，还是西藏只是一个载体，你更想反映这背后的某种东西？
万玛才旦：从根本说，肯定是一个载体。我不是在拍风光片，肯定以个人的表达为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倾向的地方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我只是倾向以藏人为载体，反映他的一些情感、一些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需要依附于他背后的文化。
读+：前些年《红河谷》这样的电影不少，他们的视角与藏人有何不同？
万玛才旦：我参加过一个研讨会，学者做了一些对比和研究，他们觉得像其他民族拍摄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用的是外视角，是向外看的，看到的只是表面。少数民族作者是内视角，可能关注外面的少一些，关注向内的东西比较多。
我挺赞成这种说法。有些电影可能更关注表面化的东西，比如风光，民俗，我会尽量避开这些东西，关注的点会放在人物本身之上。
读+：你说过，人一旦离开，很难事实性地再回到故乡，真实的故乡与你作品中的故乡有多远的距离？
万玛才旦：故乡很多东西在不可挽回地失去，每回去一次，这种感觉都更强烈。然而，这是它的真实变迁。在表面平静的生活之下，藏区传统与现代正在胶着渗透，却也不乏始终温情的一面。所以，我总是在作品中一次次地向读者、观众提及智美更登。这样一个人物，在当下，仍有着无可比拟的价值。
正是看到了这种变化，我更不愿再过多展示风光、传奇，我希望对这个民族、这片土地的理解更深邃些。我想让别人知道，藏区不是蛮荒之地，也绝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记者耿尕卓玛 北京报道
采访前，我特意把万玛才旦的小说给一位汉族朋友读。不到半小时，她问我：什么是嘛呢石？半天后，她告诉我：小说很魔幻，不知道怎么形容，但读后很回味。
这是万玛才旦的分裂之处，小说魔幻，电影写实。正如他本身，作品极致，为人却很不“写意”。当我试图将一些意义赋予他的作品时，他总是憨厚地一笑，“没有，我没有想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符合我对父辈藏族的所有感知，他们似乎有无限的胸怀，却又神经大条得没有一点情绪，从没有大江大浪的宣泄，随时都给你某种安宁。好在这个时代有文学有电影，在艺术中某种细腻终于得到出口。
5月9日，他发微博说，他把拍摄《塔洛》用的小羊羔放生了。“今日开始，小羊羔你就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世界了。”这个仪式，是纯藏族式的。
工作几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与我同民族的采访对象。每每当别人看到我的名字时，总会眨巴两下眼睛，问道，少数民族？“懂行”的一看便知是藏族。
这是我和“大导演”万玛才旦共通的心理难题——试图保留血液里本民族独有的东西，又希望与别人的区隔感降到最低。这也是为何，他坚持要让高中的儿子去青海的寺庙学一年藏语，再回到北京继续就读。
在采访中，我们一次次谈到故乡。只是，少有人能诚实面对故乡的变迁，而他正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