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共艺术限于“生意”的困境

        （长江日报）近些年，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关于“公共艺术”的实践和讨论都多了起来。事实上，“公共艺术”（Public  Art）这个概念也是这些年才从国外移植过来的。以前，学术一点的称谓叫做“城市雕塑”或“壁画”之类，文气一些的人说“接了个工程”，更多的艺术家则比较直白的说“接了个行活（私活）”。因为这类作品大都很难体现艺术家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从甲方（一般是政府或企事业单位）争取到一个靠手艺赚钱的机会而已。

        由“行活模式”产生的公共艺术，其“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它被放置到公共空间之后公众被动接受、评论的层面，这与当代公共艺术所强调的注重公民参与创作过程的“公共性”很不一样，因为公众只能被动评价。当然，历史地看，“行活模式”也能够产生一些在美学上经得住推敲的艺术作品，但问题在于，“行活模式”产生不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的“公共性”，它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公共艺术的创造性和可能性。

        当代中国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深陷于消费主义和市场的逐利生存法则中不能自拔，与自然、社会和文化责任形同路人。而中国的当代艺术，则似乎已经或正在渴望变成金融衍生品，无论是新潮、革命、批判还是艳俗，如今都变成了生意。放眼望去，它们之中究竟有多少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文脉息息相通，又有多少能够与我们生存在其中的这个“真实的世界”有切肤之痛的关联？中国未来的“公共艺术”如果仍旧把价值追求建立在这两者之上，将很难提出对艺术与社会真正有意义、有突破性的议题。当然，中国当代公共艺术思维力的迟滞和幼稚，也与大的思想环境有关系：主流话语过于强大，相比之下，边缘的、民间的思想尽管活力充沛，创造性和前瞻性却显得严重不足，且缺乏支持。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摘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