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现在的意见领袖已经成不了文化英雄
(南方都市报)
胡文辉
笔名胡一刀，广州人，资深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之余，从事于学术研究。出版有思想文化方面的随笔、评论集《最是文人》及关于中国古代的方术和文献问题的《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另有《笺释陈寅恪诗》一书。在南方都市报副刊连载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别具一格。
与胡文辉交谈，你会不自觉地就陷入到他的话语体系内。无论面对怎样的提问，他的作答往往“旁征博引”，一不留神就容易跟丢。这也正应了他的那句话，“一个人的读书方式，很大程度决定了他的思维习惯，甚至决定了他的创造力。”胡文辉的读书可以说就是一个旁征博引的过程。
今年10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反读书记》，是胡文辉的阅读手记和读书之余的随感，内容庞杂，对一些当下讨论热闹的话题也有自己的思考。书中话题有大有小，既有抽象的思考，也有现实的观察。胡文辉说，他更愿意把这本书看作一本“随想录”，想到什么就是什么，没有界限。
读书习惯可能限制思维方式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反读书记》的“缘起”中提到，“札记体的书，中西皆有……这本札记在旨趣上也兼有中西之风”，那么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效法或致敬的对象?
胡文辉：札记这种体裁我一直都比较注意，也是自己很感兴趣、比较认同的一种体裁。这种体裁的使用，中国自古就有很多了，不少传统文人都将自己的心得转化为札记。而西方比如说奥勒留的《沉思录》、帕斯卡等，都是很著名的。但如果要说特别效法其中的某个人，我并没有特别的注意，也谈不上对某个人写法上的致敬。
他们的知识背景与我们的完全不同，所以在札记的具体写法上我也不会说参考别人的。只是刚好自己的东西也适合用这些方式写下来。《反读书记》其中每一节都是几百字以内，就是我日常冒出来的想法，而这刚好适合札记这样的方式。所以在正式写出来时，只需要整合一下，把当时记下的内容进行简单修改，就适合了。我写的札记，思路是自己的，只是选择了札记这种体裁。
南都：你对札记体的内涵与风格又有怎样的考虑?
胡文辉：写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考虑这个问题，当然别人看，可能会看出我自己的一些习惯或者说风格。写札记其实比写长的文章更接近于我的“原始”想法，不需要额外组织思路。这些札记只需要对原始的记录进行调整、修改就能完成，所以不需要特别考虑风格的问题。
南都：你在“缘起”中提到，《反读书记》体现了你的思想，甚至比你此前的任何一本书都更丰富。你的“思想”指的具体是哪些内容?
胡文辉：其实就是线索比较丰富，因为书中涉及的主题很多，内容比较杂，涉及很多问题，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而每一节的篇幅又很短小，因此容纳的东西就很多。客观上说，这本书的性质就是“随想录”，想到什么就是什么，没有界限。
南都：《反读书记》中记录了不少你对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取径的思考。例如，你说：“一个人的读书方式，很大程度决定了他的思维习惯，甚至决定了他的创造力。”请你结合自己的读书和研究的取径对这句话加以阐发。
胡文辉：我觉得这个话可能不是很严谨，有点夸大，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样的影子。比如，平时读书时，我会比较注意同类东西的比较，看书的时候很容易联想其他的东西、例子，这就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看法。其实我说这句话，可能主要是强调，一个人写文章的时候达到什么程度，基本上也就是读书的时候达到什么程度，只是写文章的时候引经据典，更有条理一点。其实在读书时，很多思路已经决定了。
比如钱锺书吧，当他看到一个修辞的例子，可以据此举出许多与之类似的用法，动不动就几十条，其实他读书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写作《管锥编》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上面这句话用在钱锺书身上更典型，他的阅读状态与他的著作状态是很接近的。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再比如说胡适，他看书的时候，能从书中发现问题，对事情持有一个怀疑的态度。当他读到关于禅宗史的内容时，就觉得早期的一些东西不可信，对传统传世文献也持一种怀疑态度，他就想到应该找寻其他更多材料。后来恰巧他去了巴黎、伦敦，在那边果然就找到了禅宗的一些新材料，可以证明他的一些想法。最后可以说重建了禅宗史。
胡适的研究就是这么来的，他读书的时候产生了疑问，这才促使他去搜寻材料。所以可以说，这样的读书方式，影响了他的创造力。
南都：你自己的思维习惯是如何受读书方式的影响的?
胡文辉：我自己的情形，还不容易很清晰地总结出来。我的这个话不完全是总结我自己。钱锺书关于一个东西就可以举出非常多例子，我们做不到他那样，但我自己也会有类似的习惯，例如在《拟管锥编》中也有相似的地方，只是我举的例子不是几十个，只是几个。当然，钱锺书能举那么多例子，跟他研究的问题有关，语文修辞的东西，例子当然一大堆。
南都：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胡文辉：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像胡适那样的思维方法，我更欣赏，难度也更大一些。对于读书多的人来说，能想到同类的东西其实是不难的，看到同一种现象就联系起来，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但是发现文献背后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就文献论文献，这样的思路就不一样，就比较难些了。
钱锺书一辈子写的文章，其实可以说是比较的、会通的，他并不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而相比之下，胡适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
南都：你更认同哪一种方式?
胡文辉：这还是要看研究什么问题。不同的方法，适应不同的问题。只能说不同方法各有各的限制，读书的习惯可能限制他的思维方式。民国的考据是主流，这也是胡适的方法，他有这个优势，所以研究历史，文学史，还有禅宗史，他有完全新的看法，甚至是完全颠覆性的看法。而钱锺书则几乎就是一种方法，举例子的方法，但他把这种方法做到了极致，别人没法学。关键还是看如何运用，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好。
一定不能只是一个专家
南都：书中说你读大学时有一次英语考试作弊被发现，在检讨书里说：“我觉得最重要是发挥自己的长处，而不是弥补自己的短处……”那么，你觉得自己的长处短处主要在哪些方面?
胡文辉：长处不太好说，但短处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外文，不懂外语。有人说，不会外语就不会完全理解你的母语，所以对于一个不懂外语的人来说，自然是有欠缺的。
不过这也有客观原因，在国内学外语缺乏一个环境，同时自己这方面的能力确实不够。不过，我当时为自己找到一个借口，翻译过来的东西已经很多了，而我的兴趣或者说我想做的东西是比较全面的，各个领域都要有所涉略，光是看翻译过来的东西已经看不过来了。不要说现在的书这么多，就算十多二十年前，那个时候的学术环境，如果把外语学好，我觉得就只能做某一方面的专家。而我想做的东西，一定不能只是一个专家。当然这也是我为自己找的借口，也就放弃了外文。
南都：你眼中自己的所谓“短处”是否给你的写作、研究带来消极影响呢?
胡文辉：最明显就是外文材料很难运用，或者说运用不了，而只能参考别人的，间接地去从翻译过来的东西中了解。当然这就存在不准确的问题，就容易产生误解，不如直接读原文好，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我的兴趣主要不在文学方面，如果研究诗歌之类就会更加麻烦。诗歌根本就没法翻译，所以我觉得读中文翻译过来的诗歌，涉略一点还可以，但你如果要去了解外国诗的美感是没办法的。
我不是研究文学方面的，所以消极影响相对不是那么大。研究客观的、外在的东西，比如历史、社会等问题，消极影响就没有那么大。
对于“意见领袖”来说，只要保证听得懂的人被你影响到
南都：《反读书记》中有一些对学者的批评。比如你说：“治学要有效率，但过犹不及。像梁启超、朱谦之、龚鹏程，就属于效率过高……仓促上马，虽然产量惊人，但质量未免粗糙。”你的批评很有针对性。不过，他们的治学方式是否跟他们本身的身份特点有关系?
胡文辉：也有这样的可能。包括从读书方式上看，看书的时候速度太快，如梁启超，他读书肯定很多，同时研究出来的结果，包括写作本身，也是很快的，而且是不同领域的很大的题目。
我写的东西不算少，包括写文章在内，但都是我自己觉得有新意的，才会写出来。我写的专著不多，专著多的话，就可能很多东西得参考别人的，而写文章更能体现自己的见解。他们动不动就写成一部专著，相对来说，真正有自己独特性的东西就少了些，真正有心得、扎实的东西比较少。
南都：也就是说他们是否只能这样做学问而不适合更深细的方式?
胡文辉：我的判断是他们写东西太快了。不过梁启超相对可以理解、同情一些。那个时代需要他多写文章来影响别人。但其他人如朱谦之、龚鹏程，则不一定要写那么多了，这跟他们所处的时代关系并不大，在他们那个时代，其他深入做学问的人也很多。这更多还是个人风格的问题。
南都：你2010年出版了《现代学林点将录》，2011年出版了《广风月谈》，2012年出版了《拟管锥编》、《洛城论学集》，2013年出版了《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书边恩仇录》，2014年又出版了《人物百一录》、《反读书记》，你的产量也是极可观的了。你是怎么看待自己治学的效率的呢?
胡文辉：这些文章都是一篇篇写出来的，其中的文集、专著也是用了十几年时间慢慢积累起来的。我也不会说为了出一本书，就去赶出来一些文章，我写的东西里没有这样的文章。此外，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也和环境因素有关，更多的文章来自报纸约稿。长文章不适合发在报纸上，就写得少了。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工作，比如我在高校、学院，可能学院化的东西就多一些，而小文章就会少一些。但我觉得这关系并不大。在根本上，自己积累的东西迟早会写出来，先写哪些后写哪些，关系并不那么大。
南都：你对当下的知识处境有不少深入的思考。比如你提出，在信息越来越泛滥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信息的中心，需要“意见领袖”，需要权威媒体。不过，你另一方面也承认，一个时代的创造力，总会追逐受众的关注，文学家不会消亡，但其作为文化英雄的主流地位已不可复得。那么你觉得未来的“意见领袖”或“文化英雄”的形态会是怎样的呢?
胡文辉：这是针对不同层面的说法。后面一个说的是，现在影像、音乐等是传播的主流，而大众，对这些东西更有兴趣。所以无论作为作家多出名，跟流行明星的知名度绝对没得比，这是我说的“文化英雄”，现在的“文化英雄”不是文人，而是娱乐明星。
但是前一个问题，所谓“意见领袖”的问题，已经限于文化中等以上的群体。比如说韩寒、郭敬明，前几年他们没有进入娱乐圈，在文字领域算是影响很大的“意见领袖”。但是文字领域其实范围已经小了很多，对其他受众的影响已经小了很多。而后面那个说法，讨论的则是大众领域、大众文化层面的内容。
文化领域的传播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娱乐明星再厉害，也不容易压倒文字领域的“意见领袖”。比如民国时期的梅兰芳再红，也不能压倒“意见领袖”，如胡适。在当时，至多只能说是各有各的影响力。胡适还是当时的“文化英雄”。但梅兰芳如果是在当下的传播体系，他的影响力就不知要比胡适之高多少了。以前一是学者的传统地位还在，而另一方面就是传播方式还是以文字媒体作为中心。所以文字领域的“意见领袖”还是“文化英雄”，但现在的“意见领袖”已经成不了“文化英雄”了。
南都：那当代的“胡适之”如何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让受众注意到自己呢?
胡文辉：做自己本分就好了。绝大多数的大众都是欣赏这些明星，而作家尽量在自己领域做好就行。其实也不需要相比，他们是属于不同层面的，他们的地盘不一样。
南都：谁的地盘更重要?假若不被注意，他们还能否发挥领袖或英雄的作用?
胡文辉：其实对于一个“意见领袖”来说，你只要保证听得懂你的话的人被你影响到，那就足够了。如果有一万人能明白你，那你就对这一万人表达，你若将你的受众扩大到十万，一百万，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反正没有那么多的人听得懂你的话。当然上电视对名声有好处，知名度一定会高很多，但不见得你的思想就能够影响到看电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