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治“水”首先治“税”

　　禹治“水”的过程，首先是治“税”的过程，治好“水”的根源，就在于首先治好了“税”。大禹治水时期的治税方法，后来彻底演变为他治国的重要方略。
　　禹无意中找到了“火烧水浇，水火相加”的开山方法。
　　第二天，禹就命所有的人上山砍柴，并把木柴堆积在山石壁下燃烧。同时把水运到山石之上，先用泥土围堵起来，等山石下面的大火把石壁烧红之后，再扒土放水。这样水石相击，热胀冷缩，坚硬的山石就崩裂脱落。按照这种方法，他们周而复始，一火又一火，一遍又一遍，龙门山石终于在人们的锲而不舍中一层层剥离，龙门大开的时间一步步迫近了。
　　但就在龙门工程进入冲刺的关键时期，禹却发现出工的人数一天天在减少，并且出工的人也是有气无力。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稷告诉他，又断粮了！治水的民工又饿倒了很多，并且危机仍在加重，附近的草根树皮也都快被吃光了。是啊，人是铁，饭是钢，没有吃的谈何治水啊！这么多人治水，物资供应不上怎么办呢？
　　实行差别征税并强制征收，解决物资供应难题
　　此时，禹不禁回想起，父亲鲧在治水时，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当年鲧治水失败，除了方法运用不当之外，物资供应跟不上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治水初期，各部族踊跃捐助，可是时间一长，治水效果不明显，各部所捐物资越来越少，治水大军的后勤保障出了问题，洪水治理便陷入了困境。禹刚刚舒展的眉头又紧锁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呢？
　　也许有人会说，是舜派禹前去治水的，那舜就应该保障好前方治水所需要的物资供应，没吃的，那就让他赶紧派人送呗。话是这么说，可当时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水平很低，私有财产极其有限。而且各部落之间是协作联盟关系，部落首领还没有强有力的组织管理权。遇到治理洪水这么庞大的民生工程，如何筹集物资供应，他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据记载，当时参与治水的民众高达20多万，别说舜帝的私有家产供应不了，即使动员各部族捐助，也难以解决持久而稳定的物资供应问题。
　　这天，禹站在山顶，看着山下流经的滔滔洪水，不禁仰天长叹：难道我真的要重蹈父亲的覆辙吗？这时，一队蚂蚁驮着食物、排着队从大禹脚边走过。看到此景，禹俯下身子，用一根小木棍将一只蚂蚁剥离了队伍，而后只见那只被分离出去的蚂蚁着急忙慌地到处找粮，找到后重新背起，又回到了队伍当中。禹若有所思：“为什么连这小小的蚂蚁都知道囤粮，并且还如此自觉有序呢？”
　　这时来到身边的后稷说道：“恐怕也不全是自愿啊！每个蚁族都有一个蚁后，蚁后深居穴中，定下规矩，这些个蚂蚁找来粮食不能独用，要囤积起来供养蚁后。这些蚂蚁若不运粮，蚁后没有足够的食物产不下小蚂蚁，蚁族就要灭亡。说起来，也都是为了整个蚁族的生存啊！”
　　禹沉思良久，而后豁然开朗。治理洪水既然是关乎各个部族生存的头等大事，那么，治水的物资也不能单靠各部族自行捐助，应该根据基本需求，在各部族之间强制分摊，定期供应，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治水物资的供应。可是，这一办法可行吗？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禹的这个办法的确很好，但是，要将治水的物资一下子分摊到天下所有的部族却不现实。怎么办呢？经过考虑，大禹决定把冀州作为实验示范区。大禹为什么会选择冀州作为实验区呢？因为冀州是舜居住的地方，百姓的教化相对较好；同时更重要的是，当时治理洪水的主战场——龙门和孟门都处在冀州，最需要物资保障。
　　方案一经确定，禹马上付诸行动。刚开始，在冀州治水物资筹集的过程中，禹采取了各部族平均分摊的方式；但实施不久，不少部族纷纷表示反对。原来，各个部族贫富程度不同，平均分摊的办法，对相对贫穷的部族显然不公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最终，考虑到各个部族之间的贫富差距，禹不再采取一刀切的平均分摊方式，而是根据各部族的物产来确定其缴什么，根据各部族土地的好坏来确定其缴多少，这叫“评田定产”。
　　但是，因为是无偿征收，不少部族纷纷少缴或不缴应纳的物资，如果没有相应的强制措施，势必很难筹集物资。在这种情况下，禹根据治水的基本需求把筹集物资的任务，以贡赋的名义，分摊给各部族，令其缴纳，并强制执行，这叫“开征贡赋”。这种根据各部族贫富差别“强制贡赋”的办法，很好地解决了治水过程中的物资供应的问题。
　　从此以后，大禹治水推进到哪里，他就把评田定产、开征贡赋的办法推行到哪里。物资供应问题解决后，开山劈石、疏通水路的工程顺利推进。一段时间之后，孟门、龙门和吕梁相继被凿开，洪水由此奔腾而下，一泻千里，上游百姓终于摆脱了水患之苦。
　　疏导之法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禹呕心沥血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了对九州之内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把肆虐的洪水引向了大海，使汪洋变成了良田，天下进入太平安定的时期。
　　禹治水成功了，现在看来，成功的秘诀除了思路、方法正确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贡赋的手段，很好地解决了治水所需的庞大物资供应问题。而“评田定产、征收贡赋”的方式，正是以相对公平的差别征税标准，强制无偿征收，具有了税收的特征。所以说，禹治“水”的过程，首先是治“税”的过程，治好“水”的根源，就在于首先治好了“税”。
　　酋长防风氏公然抗贡，成史上因税收而丢掉性命第一人
　　由于治水有功、功勋卓著，禹继舜之后，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称谓也变成了大禹。大约在公元前2023年前后，大禹建立了各部落方国之间的联合政体，即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当大禹成为全国部落联盟首领后，进一步完善了治水时分摊纳贡的做法，确立了“任土作贡”的税收制度，并强制在全国推行。
　　什么是“任土作贡”呢？这里的“任”是依据的意思，“土”是指土地状况包括土地位置、土特产品、土壤等级等。“任土作贡”就是依据土地的实际生产状况，来确定贡赋的品种和数量，向国家缴税，缴税的比例是1/10。举例来说，九州中的豫州，也就是现在河南、山东等地，低地的土质肥沃，出产漆、麻等特产，因此需要将这些特产的1/10作为贡赋上缴。由此可见，夏朝的“贡”是一种按照土地及产量课征的实物税。
　　此时，大禹治水时期的治税方法，已经彻底演变为他治国的重要方略。
　　但是，大禹推行的“任土作贡”，是一种强制性的利益分割，从个体上讲具有无偿性，被征收者往往不会自觉自愿。所以，偷逃税收，甚至抗税不缴在所难免，其中最典型代表人物便是当时的一个部落酋长防风氏。
　　那么，作为部落酋长，防风氏为什么敢公然抗税，挑战大禹的权威呢？分析起来，防风氏部落，当时居住在今浙江德清境内，钱塘江北岸。大禹治水的恩泽并没有惠及他们，如今却要向他们征税，防风氏心中不愿意是自然的了。其次，防风氏认为，以前各部族都是自由自愿纳贡，没有标准，更没有强制，现在被强制征收自然不习惯。这防风氏公然抗税的第三个原因呢，其实是对大禹管制不服的抗争。大禹是在击败三苗后，才把防风氏这些南方部落纳入管辖范围的，所以防风氏还不习惯，不顺从被大禹发号施令，防风氏抗税实际是对大禹管制的不服气。
　　一个坚持要征，一个抗拒不缴，管理与被管理出现了僵持的局面。而且大禹发现这种僵持的负面效应很大，受此影响偷逃贡赋的方国部落越来越多，国家权威面临极大挑战。
　　为了维护国家的权威，也为了整治贡赋纪律，大禹决定在浙江绍兴的茅山，召开贡赋审计大会。
　　行程已定，大禹立即下令，要求九州各部按时到茅山朝拜，先到者有赏，后来的必罚。号令一出，大多诸侯日夜兼程，直奔茅山。但防风氏依然我行我素，既不补缴所欠贡赋，也不出席会议。大禹三番五次派人去催请，防风氏这才姗姗而来。
　　防风氏终于到了，大禹斥问道：“你为何姗姗来迟？”防风氏满不在乎：“我住的地方山路崎岖，道路难行。况且只不过是耽误几天时间罢了，大王不必动怒。”
　　大禹强压怒火：“那么，其他部族都按时缴纳了贡赋，你为何拖欠不缴？”防风氏斜着眼睛说：“我们部落连年受灾，没有能力缴纳。”
　　大禹反问道：“你邻近的部落都没有受灾，怎么唯独你的部落连年受灾呢？”防风氏狡辩道：“我们的部落在河下游。大王您疏通河道，把上游的水都排到我们下游来了，所以我们连年受灾。”
　　大禹勃然大怒：“岂有此理，不但欠贡，还百般狡辩，如果都和你一样，那我大夏王朝如何长治久安。”“大夏王朝？和我们有关系吗，我们本来自由自在的，现在被你管，还要纳贡，我们就是不想缴！”
　　“你敢公然抗贡！看来不给你点颜色是不行了！”大禹厉声道。“什么颜色？难道大王还敢杀了我不成？”“你说对了！本王就是要杀了你以振纲纪。来人！”
　　就这样，在势不两立的情况下，大禹果断下令将防风氏当场斩杀。于是，酋长防风氏便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因税收而丢掉性命的人。这个故事在《韩非子·饰邪》中有明确记载。
　　为了纪念这次会议的召开，大禹下令把茅山改名为会稽山。从税收角度讲，“会稽”就是“会计”和“稽查”的合意。
　　斩杀防风氏，彰显了国家强力推行“任土作贡”的决心。“任土作贡”的税收制度得以顺利推行，不仅成为国家收入的稳定来源，而且发挥了加强国家政权统治的作用，真正实现了治税和治国的有机结合。“任土作贡”的税收制度是在大禹治水过程中形成的，不仅说明了税收的历史与国家一样久远，而且彰显了税收具有满足公共需要的天然基因。同时，从其征收内容和推行方式上，也都体现了现代税收固定性和强制性的本质特征。它被认为是我国税收文化的源头，是我国税收文明的第一道曙光，也给后人打开了丰富多彩的税收宝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