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上的税收往事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我党税收历史，会坚定我们做好税收工作的决心。在内忧外患的枪林弹雨中，共产党人重新认识税收工作，实现了从领导人民抗捐抗税到为了一个崭新国家聚财发展的根本转变。边区税收，成为抗击日寇，发展经济的有力臂膀，为新中国伟大的税收事业做了思想上、制度上、人才上的开拓与奠基。
　　 1 建制征税的条件已经成熟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被迫先后撤离瑞金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川陕革命根据地，踏上了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路，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
　　初到陕北的红军战士饥寒交加。为了解决给养，共产党人采取了一切革命者最原始的财政方式：夺取敌人的资财和对剥削阶级的资财进行没收与征罚。但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都不是长久之策，要维系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发展经济，创立税收。
　　1936年8月，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在巧妙利用地下组织打通定边商品贸易的同时，积极着手在定边建立了共产党在陕北的第一个税务机关——定边税务局，任远志成为首任税务局长。10月，又在盐业资源丰富的盐池，建立了盐池县税务局。随着这些税务机构的相继成立，共产党在陕北的税收事业在战争的硝烟中拉开了宏伟壮丽的历史序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9月，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随着八路军、新四军队伍不断壮大，蒋介石从1939年开始，对共产党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长期的军事封锁、政治封锁和经济封锁。
　　这一年，在延安简陋的窑洞里，凭借着微弱的油灯光芒，毛泽东写下了“自己动手”四个大字，大生产运动拉开了帷幕。中国共产党建立属于自己税务机制的条件走向成熟。
　　1940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指挥部所在地延安，领导税收事业的最高指挥部——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成立，下设庆环、关中、延安、延川、神府、张家畔等6个分局，同时将定边税务局改为定边税务支局，下辖烂泥池、盐池、盐场堡等3个分局。财政厅厅长霍维德兼任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首任税务局长。
　　 2 以财税改革摆脱经济封锁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番号，全面停发八路军军饷，彻底斩断对共产党人的经济供给。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更加疯狂与严厉的经济打击，停止兑付国外汇往边区的一切捐款、物资和信件，破坏共产党物资转运站，杀害物资转运人员，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仅开展一年的大生产运动并不能完全解决9万人的经费开支、吃粮和被服供应问题——经济困难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一个天大的难题。
　　在这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毛泽东亲自点将，将统战部副部长南汉辰调任财政厅厅长。南汉辰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在经济制度上确立了一个独立国家的原始形态，摆脱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控制。
　　这些经济政策包括：
　　征收救国公粮。确立“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原则。加强粮食管理。大力开发食盐生产，发动群众驮盐、运盐，鼓励食盐出口。组织生产、贩卖土特产，用土特产换回大量枪支、弹药和通信设备。发行属于陕甘宁边区自己的货币——边币，禁止国民党法币在边区流通，摆脱国民党对边区的金融控制。
　　建立陕甘宁边区独立的税收体系。整顿税收组织，建立独立于财政部门之外的税收管理机构。统一税收管理权，将分散于部队的部分盐税管理权和个别地方税管理权统一收归税务部门管理。建立中央和边区政府与地方财政分设制度，开征营业税，以全部税款作为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经费保证；整顿地方税，清理公产，将公产、牲畜买卖税和斗佣一半划归各县，作为生产自给的保证。
　　 3《运盐小调》响彻三边
　　从1940年到1946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制度逐渐走向完备。《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暂行条例》等150多个税收条例陆续发布。14个用于税收征管和稽查的税务章则制度陆续制定。盐税、农业税、货物税、营业税成为陕甘宁边区四大主体税种。
　　从1936年到1945年，边区政府对食盐实行政府专卖，“军民合制，官收官卖，民运民销”。盐民生产食盐后不能卖给盐商，只能卖给政府，由边区政府统收统销，盐税统一向盐商收取。
　　那一时期，盐税管理经历了税务部门开征、军队代管、盐务部门管理和税务部门统管四大历史过程。
　　定边税务局、盐池税务局建立后，盐税成为主要税种和主要收入。随着蒋介石经济封锁的日益收紧，1940年10月，共产党人在特殊时期采取了特殊的盐税管理方式，下令八路军后勤部接管三边盐税管理。随后，中央军委命令359旅4支队开赴三边，参加开发食盐的生产运动，形成了集打盐、销盐和征税于一体的盐税管理格局。1941年春，盐务处改为盐务局。一年后，盐务局归属财政厅管理。抗战胜利后，边区食盐外销量减少，政府取消公盐统销制度，将三边税务分局、三边盐务总局合并为三边盐务总局。边区盐税管理权由财政部门正式回归税务部门管理。
　　那些既打盐又征税的战士们克服了冬季的寒冷，夏季烈日酷晒等困难，将一季打盐改成常年打盐，盐业生产量大大提高，盐业出口量逐年增加。
　　一时之间，《运盐小调》响彻三边的沟沟坎坎：
　　一道道水来一架架山，
　　翻山越岭走三边。
　　三边地方有三宝，
　　大盐皮毛甜甘草。
　　吆上毛驴走三边，
　　为打鬼子去运盐。
　　 4 运粮路上唱响《东方红》
　　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经历了“救国公粮摊派——民主评议制度——农业税统一累进税征收”三大历史过程。
　　1941年，救国公粮摊派20万石，引起了部分百姓的不满。毛泽东曾四次在全党不同场合做过公开检讨，教育全党要切实汲取工作中的教训，在税收征收中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从1942年开始，公粮征收不再实行摊派，而是实行评议制度。从1943年开始，农业统一累进税正式出台。9月11日，边区政府决定在绥德、延安、庆阳三县进行农业统一累进税试点。条例规定，年产小米粗粮8斗的土地为一标准亩，耕种的所有土地折算成标准亩，以每口人平均收获细粮的多少为标准分级累进，余粮多的多缴，余粮少的少缴，不够征收点的免缴。
　　毛泽东这样评价农业统一累进税：“经过三县的试验，证明农累税的基本方针是对的。中国几千年的田赋制度弊端很多，今天我们给改变了，这是中国农业税的一次革命。”
　　1942年冬，在百姓都忙着缴公粮的时候，佳县农民李有源挑着一副桶进城。快到县城的时候，他被东方那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惊呆了，一种对共产党无限的深情使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发自肺腑地脱口唱道：
　　我说东方你就一个红，
　　我说太阳你就一个升，
　　咱们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
　　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首《东方红》就这样在与税收紧密相关的环境下诞生了，它很快从佳县传向四面八方，唱红了整个陕北高原，唱红了整个中国。
　　 5 货物税保护边区经济
　　货物税占据陕甘宁边区工商税收的80%，是随着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变化修改最频繁的税种。
　　货物税的第一大任务是维护边区金融政策。边区政府发行边币，摆脱国民党对边区经济控制的同时，避免了因法币的狂跌给边区经济和边区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税务部门加强了对法币的源泉控管和监督，征收货物税一律征收边币，拒绝法币，为边区金融政策的实施起到了根本保障作用。
　　保护边区经济是货物税承担的第二大任务。钢材、铜、棉线等边区特需货物实行免税，鼓励商人多运、多进；盐、皮毛、药材等紧俏货物实行轻税；牲畜、麻、棉花、油类等边区缺乏的货物征收10%~30%的出境税，确保其不外流；烟酒、奢侈品、迷信品课以80%~100%的高税率，以减少物资消耗。
　　 6 营业税征收向公平迈进
　　营业税从1941年下半年正式登上陕甘宁边区的税收历史舞台。它包括营业税、临时贸易税、烟酒营业牌照费和牲畜买卖手续费。其中营业税的性质类似于所得税，其收入主要是保证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开支。它的开征经历了从“轻税——负担——合理负担”的过程。
　　由于当时的商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大部分没有设立账簿，收入、费用、纯收益无法计算。于是，各地成立了“营业税评议委员会”，以“厘股”和“等级”为依据，根据商店资本的大小、营业情况和获利进行推算评税。
　　实践中，税务部门发现这种评税会出现大商铺转嫁税收负担于小商铺的问题，于是，“调查研究+纯收益征收”的营业税征收办法开始施行。税务部门依据公营合作社的红利与资本比例，推导其他商家的纯收益，或者选出最好的两家商铺集中调查，掌握纯收益，其余商家进行类比。
　　在此基础上，边区税务总局不断扩大评议委员会人数，还由评议委员会组成“调查委员会”开展纯收益调查，积极发动商人参加调查工作，使营业税征收一步一步朝着更为公平，更为民主的方向迈进。
　　 7 有了莠草，就拔掉它
　　陕甘宁边区税收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对税工人员的教育、培训、引导、塑造和监督成了共产党人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那时的税工60%以上出身农民，这些人中有很多文盲，他们不识字，不会算账，很多人不明白税率是怎么回事儿。因此，培训工作采取地方税务部门强制培训，边区税务总局集中培训的方法进行。
　　各个税务局利用一切工余时间以硬性指标分配学习任务，教大家识字、打算盘、填开票据。边区税务总局主要培训稽查人员和卡长以上的税工，以提高业务能力为主，培训分为珠算、税收常识和稽查须知。其中，稽查人员的培训中政治课是必修课，主要是提高稽查人员的政治觉悟，教育他们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强的政治信念、昂扬的斗争精神和对党忠诚，对事业的坚定信仰。
　　在各级培训工作中，培训纪律非常严格，那些不思进取、逃课的税工会受到批评教育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
　　陕甘宁边区对税工执法犯罪的处罚措施异常严厉。因为物质生活极其艰苦，贪污成了最常见的违法行为。为了惩治贪污，边区政府制定了严明的财经纪律，《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的就要被处以死刑。1931年参加革命，身经百战的红军英雄——张家畔税务局局长肖玉璧贪污税款3050元（边币），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被执行枪决。
　　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从肖玉璧之死说起》。社论说：“我们要严重地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要做到在‘廉洁治政’的地面上，不容许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8 多管齐下搞税宣
　　税收宣传为陕甘宁边区税收工作的顺利推进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解放日报》、《群众日报》、《税工通讯》等刊物都是宣传税法的主要舆论阵地。税收法律、政策的出台，税收任务的完成，税务工作会议，税工培训，缉私工作，商人对税收的意见等，都以通令、布告和报道的形式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让群众知晓。财政厅厅长南汉辰曾非常形象地比喻道：“一个好的报纸相当于一个旅，一篇好的宣传文章相当于一个连！”
　　每到税则、法令出台时，税工都在大街小巷贴上宣传标语，把征税目的、征税对象、征税方法以简洁的语言告诉群众。他们还将营业税、货物税条例写在石碑上，叫石匠刻上去，成为永久性的记录。
　　那时还利用陕北说书、安塞腰鼓、陕西快板、陕北秧歌等多种民间文艺形式，展开大规模的税收宣传活动。商人们在欣赏税务局演出的秦腔、眉户、碗碗腔、陕北民歌、陕西快板、蒙古舞蹈等各种节目的同时，对税则、法规、税收对支援抗战的用途等事项也得以轻松了解。
　　 9 缉毒缉私，维护经济
　　税务缉私是武力保护税收工作顺利进行的坚强后盾。缉私队伍的武器装备与正规八路军相同，主要承担三大历史重任：缉毒、缉私和保卫边区经济。
　　陕北是军阀统治时期鸦片的主要生产地之一，烟价低廉，吸烟者众多。共产党人对鸦片的充斥现象深恶痛绝，号召边区人民坚决铲除鸦片。缉毒任务最先落在了税务缉私人员的肩上。在长期复杂的缉毒工作中，缉私人员总结了察言观色、声东击西、打草惊蛇、欲擒故纵等各种缉毒方法，收到了十分可观的效果。这些方法用在缉私黄金、白银、大洋、法币和私货等方面，也往往是百发百中。
　　缉私工作主要是稽查走私货物。国民党为了搞垮边区经济，经常向边区倾销奢侈品、迷信品和大量日货，还秘密派遣部队帮助不法商人进行走私。在风沙大漠，在关卡哨所，在密林深处，在黄土沟坎里……到处都是缉私人员奔驰的马蹄声。他们寒来暑往，不分昼夜，用一双双睿智的眼睛和坚强的躯体捍卫着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秩序，很多人为这一忠诚的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
　　 永恒的丰碑
　　从陕甘宁边区建立税收制度的那一天起，税收民主的大旗始终飘扬。一大批为新中国税收事业做出奠基的开拓者们，在北风苍劲的黄土高原上不断追求人间大道，迈出了共和国伟大税收事业的一行行坚实脚步，用汗水、鲜血和生命锻造了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之魂。
　　岁月的脚步渐行渐远，那些年的税收风云却永远挥之不去，那是一座永恒的丰碑，矗立于税收历史那璀璨的长河之中，那些用鲜血铸就共和国税收之魂的英雄们，他们的形象愈加高大、愈加宏伟，成为这座丰碑上一个个永恒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