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领会和把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2014年9月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是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民族工作面临新机遇新挑战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深刻阐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阐述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提出了一系列新认识、新要求，作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是我们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集中体现在习总书记讲话中，其讲话立意高远、通俗易懂、博大精深，涵盖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所有重大方面。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闭幕后，全国各地各部门各行业掀起了学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热潮，许多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会议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作为一名民族工作者，我也认真地学习了习总书记的讲话。通过学习，以我初浅的理解和认识，我认为最基本应从以下八个方面领会和把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一、对我国统一多民族作出了“两个一”的重要论断

　　“两个一”即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基本国情、基本家底，但对这一“家底”的认识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民族问题，怎样做好民族工作。曾经一段时期，我国理我国理论学术界和社会现实中就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出现了一些杂音，在理论上不自信，在道路上有摇摆，把多民族当“包袱”，把民族问题当“麻烦”，把少数民族当“外人”，而没有从根本上、从实质上认识到我国统一多民族是特色、是优势。其危害是导致我们许多人在工作中对待民族问题简单粗暴，没有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有的人甚至想“企图通过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来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在理论陷入彷徨、实践左右摇摆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作出了“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的重要论断，进而强调：“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柔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正是由于我国统一多民族紧密团结，并肩战斗，才使我国不断发展强大。尤其是“血与火的共同抗争让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我们：“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国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那种把多民族当“包袱”，把民族问题当作“麻烦”，把少数民族当“外人”，企图通过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来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习总书记的这些论断，醍醐灌顶，及时解决了我国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理论彷徨和实践误区。

　　二、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条路”进行了精辟阐述

　　“一条路”即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一段时期以来，一些人对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道路极不自信，从而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左右摇摆，“有的人认为我们照搬了苏联模式，有的人认为我们的民族理论已经过时，有的人提出要搞美国等西方国家那一套”。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西方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并没有包治百病的良药，从非洲到亚洲、从欧洲到拉美、从中东到巴尔干，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不仅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有的国家民族问题反倒愈演愈烈。一个人如果迷失了方向就会失去目标，甚至走入歧途。道路自信对我们做好每项工作至关重要，正是在此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掷地有声地指出：“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并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作出“八个坚持”的精辟概括。“八个坚持”涵盖了我国民族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方向、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基本任务、基本目标和基本保障，集中回答了事关民族工作全局最核心、最根本的道路问题，深刻解答了关于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最集中、最突出的思想困惑，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更加自觉地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南。

　　三、对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了要抓好“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即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等实际情况，在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既保证了国家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当家作主。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历来受到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认同与肯定。可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极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极少数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民族自治地方引发事端，境外敌对势力亦借民族问题之手挑拨离间，“独立”、“自决”之声甚嚣尘上。对此，我国部分人开始对民族自治制度不自信，甚至质疑此制度，要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要搞了，提出民族自治区同其他省市实行一样的体制。面对如此形势，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地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并严正告诫大家：“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由此而来、依此而存”，“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说法可以休矣”。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了“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坚持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进而强调：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国家团结统一，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区域因素。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习总书记的这些独道见解和深刻阐述，拔雾见云，一锤定音，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规范、完善民族自治相关法规和制度，进一步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保障。

　　四、对推动我国民族工作特别强调要注重“两见”

　　“两见”即民族工作要见物，更要见人。通俗地说，就是推动民族工作要依靠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双轮驱动”。所谓“见物”，主要是指解决民族问题的物质手段及其成效，最主要的是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政策措施及其成效。所谓“见人”，就是要不断加强各民族大团结，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见物”与“见人”是辩证统一的。“见物”是条件和基础，“见人”是目的和根本。只重视“见物”，不重视“见人”，或者只重视“见人”，不重视“见物”，都做不好民族工作。一个时期以来，正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我国民族工作“见物”多一些，“见人”少一些。尽管我国内地省市对边疆民族地区开展了大量的人、财、物援助，可边疆民族地区并不安定，尤其是  泛伊斯兰教主义、泛突厥主义并主张成立所谓“大藏区”、“东突厥斯坦”的人大有人在，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在边疆民族地区还有不小的市场。纠其原因，就是我们精神力量运用不够，民族领域的思想阵地部分失守。据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要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但并不是靠这一条就够了。应该说，问题的成因主要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这些重大观点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民族团结和发展的关系有了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也宣示了解决文化认同问题是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关键所在。

　　五、对做好我国民族工作提出了要把握“两个关键”的重要论断

　　“两个关键”即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所谓关键在党，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且社情民情都较为复杂的国家，只有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才能实现团结统一，才能做好民族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指出的：“只要我们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我的民族团结统一在政治上就是有充分保障的。”所谓关键在人，就是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因为他们位处民族工作一线、身处少数民族群众之中，是做好民族工作的起跑点，是桥梁、是纽带，很多事情由他们去做就简单容易多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告诫我们：“做好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干部是重要桥梁和纽带。许多事情他们去办，少数民族更容易接受；关键时刻他们出面，效果会更好。”习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进一步阐明了党的领导在民族工作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的核心地位，揭示了加强党的建设与推动民族工作发展的内在联系，同时指明了少数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是推动民族工作的关键力量、重要因素，做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二者不可偏废，必须相当益彰。

　　六、对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要发挥“三个积极性”

　　“三个积极性”即要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通俗地说，就是中央要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发达地区要先富帮后富、加大对口支援力度,民族地区要向内使劲、加大自力更生力度。大家都清楚，我国民族众多，分布地区的环境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极不平衡。新中国成立前，有的民族尚处在原始公社末期或仍保留有浓厚的原始公有制残余，有的是处在奴隶制社会形态，有的是处在封建农奴制或封建牧主制社会形态，有的则已进入了封建地主制社会形态。其对应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基本上与其各自所处的社会形态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纵向看，我国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面貌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地方甚至创造了人间奇迹。但从横向比，由于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原因，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中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日益拉大，“剪刀差”现象十分明显。如果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社会就会造成心理失衡乃至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失衡。当然，正是由于存在地区差异，我们所提出的同步建成小康社会不是同水平的小康，不是每个地区、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达到同一个水平，完全没有差距是不可能的。但确保民族地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绝不能动摇、措施只能加强，只是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既要坚持一定标准，又要防止好高骛远，既要考虑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又要立足于打基础、谋长远、见成效。尤其是要注重“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实行差别化区域政策，“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体制机制，把政策动力和内生潜力有机结合起来”。习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既揭示了民族地区的发展规律，更极大地鼓舞了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

　　七、对维护民族团结重提要坚决反对“两种主义”

　　“两种主义”即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鉴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种场合对反对“两种主义”都有明确表态，且态度十分坚决。如1957年周总理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明确指出“两种主义”的危害是“大民族主义产生歧视错误，必然导致对立；地方民族主义产生民族分裂倾向，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我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可是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讲“两个反对”的越来越少，反对“两种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小，似乎反对“两种主义”是个敏感的话题，大家敬而远之。其结果是现实生活中部分地区出现了对少数民族拒载、拒住、拒行、拒游等歧视现象，而部分民族地区又出现了要汉人迁出去，要搞所谓“独立”。不难看出，大民族主义即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即狭隘民族主义这“两种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恶化我国民族关系的重要毒素之一。有毒素就要消除。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强民族团结，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反对‘两种主义’的问题，从共同纲领到现行宪法都作了规定。大汉族主义要不得，狭隘民族主义也要不得，它们都是民族团结的大敌。大汉族主义错误发展下去容易产生民族歧视，狭隘民族主义错误发展下去容易滋生离心倾向，最终都会造成民族隔阂和对立。严重的还会被敌对势力利用。”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坚决反对“两种主义”，既明确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民族团结的政治主张，其实也是对我国宪法精神的回归，必将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向新台阶。

　　八、对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关键要做好“两地对接” 的新论断

　　“两地对接”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对接。一是流入地的有关部门对流入本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的基本情况要心中有数，他们来自哪里？有何特殊习俗？工作生活有何困难？要积极主动接纳他们，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更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二是少数民族群众流出地的有关部门要对本地流出的少数民族群众加强培训和教育，提升他们适应内城市工作生活的技能，自觉服从内地城市管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尽快溶入当地城市。只有流入地与流出地认真搞好对接，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实现良性互动，城市民族工作才能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流入东部和内地城市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时间之短、趋势之强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对我们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是一个极大的考量，莫说两地对接，就是一地应付也是勉而为之。以致在部分城市出现了“平时不去抓，出事则乱抓”。“对民族政策生疏，心里没底，觉得轻了不是、重了不是，索性就采取不了了之的方法”，有的甚至花钱买平安，让少数民族走得越快越好。这些错误的认识和做法，极不利于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因此，在当今世界极度开放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指出：“做好散居和城市民族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关键是要抓好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不能等到出事了，再问人去哪了、人从哪里来的？”习总书记的重要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为我们今后如何更好地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指明了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