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死亡从中年就开始侵蚀一个人
阿乙
受访者简介:阿乙,原名艾国柱,作家。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毕业于警校。做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编辑。曾任《天南》文学双月刊执行主编、铁葫芦图书公司文学主编。 出版作品: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随笔集《寡人》;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曾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随笔集《阳光猛烈,万物显形》,2015年8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答题者:阿乙
出题者:刘雅麒
时间:2015年10月23日
1
《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是你的最新随笔集,汇集了2011年至今你写的随笔文字与小叙事。随笔与小说,你更偏好哪一种体裁?为什么?
答:我看重小说这种身份。我喜欢跟人说,我是写小说的,而不是写随笔的。就像家里有两个小孩的人,喜欢说他是在税务所上班的那个孩子的爹。但私下里,我更喜欢无所事事的幼子。
写作有两种:一种是小说,一种是小说之外。几乎每个工种都这样:一种是雕像,一种是雕像之外;一种是国画,一种是国画之外。前一种都带有可出售性,而后一种有时候跟着事主去了坟墓。
在写这些笔记的时候,我设想过——要是有一天它们能赚到稿费就好了。当时我的写作都在工余进行,在疲惫的情况下进行,它们之所以能写出来,源于一种表达的冲动。我很怀念那时候,就是下班以后自己对生活还有所期待。就好像上班是为了抵达写作必须经过的河流。
2
前段时间你因为写作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你是怎样战胜病魔逐渐康复的?住院前后,你对写作态度和对生命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
答:当时是因为焦虑搞垮身体的。我的运气很好,当初作为一个弱小的文青,得到过很多前辈的鼓励与帮助,而他们的期望有时也被我双倍对待。另外,我自己也有野心。可以说,当一个人所具有的野心(或理想)过于巨大,同时他的才力过于有限,最终受到惩罚的就是他的身体。刘翔就是这样,他是被巨大的期望和想再进一步的愿望给压坏的。他的跟腱受不了。
我是肺出了事。后来查出来是免疫系统坏了,祸及肺。
有段时间我的状况特别糟,出现恐惧。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薛忆沩在咖啡馆坐着,忽然说我得回去。我就打的回去了。回到家我才好好喘过气来。有好几次都这样,因为怕在外边出事,丢人现眼。后来去医院心理科,才知道自己的情况在病友里算是最为轻微的一种。吃药就好了。这种药使自己与自己的负面情绪好像远离了。好像建立了一堵墙。
疾病太难忘。我住院时,一屋之内,死过两人。后来转院,某天隔壁房一片混乱,又死一人。说是要继续抢救的话,都要把内脏压坏。
出院后,我每天最多只能工作4小时。也许3小时就累。这样我就会更慎重地投入。
3
你的作品中常常会涉及死亡的意象,什么时候你开始思考死亡这个人生命题?你对此的看法是怎样在作品中渗透的?
答:死亡是必然遇见的事情。想到死神,人所感到的莫不是噤若寒蝉、在劫难逃。好像越活得多,这种感觉越强烈。楼下小区健身器材,扒在上边的多是老人。年轻人不太考虑这个问题。而死亡其实从中年就开始侵蚀一个人。
谈论死亡很多人都有独到经验。比如马尔克斯小说里形容少女的浓发像石油一样充满生机,生发这样感触的当然是一个将死之人。
在我最衰竭之时,卧在床上,听到楼下女童奔跑时所传出的尖利的声音也会心惊。最近两年对死似乎坦然不少。对死我们不能太过侥幸,有时就是我们的同行者,死神都后边甩过来一杆标枪,戕害我们中的某人,使之扑倒。
4
你在创作道路上遇到的伯乐?他们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的运气很好,遇见北岛、李敬泽、楚尘、欧宁、宗永平、许知远、王二若雅、曹雪萍、老罗、王小山、许楠等尊敬的前辈及热心肠的朋友。我常回味来自他们美好的鼓励。有时他们并不当面表扬我,而我通过他人知道,来自他们的热忱鼓励及保护。
我发表得最多的平台是《人民文学》和《今天》。2010年是我最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我的作品开始在上述两家杂志发表,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出版。从这一年开始,我获得的东西越来越多。在走进这一年时,我是一个34岁的灰头土脸的文青,走过去后,已经有意气风发的意思了。后来为了继续重演这种感觉,可能我试图要跃进一下,就把健康搭进去了。
5
你的作品翻译到了外国,外国的读者对你的作品有怎样的反馈和评价?
答:2015年6月,伦敦oneworld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英文版,在一些奖项上担任评委的M.A.Orthofer先生为此写了一篇书评。《洛杉矶时报》的书评版对此进行了采访。一位叫HOWARD W. FRENCH 的作家为《华尔街日报》写了书评。我并不懂英文,我请人看了下,说的都是好话。这本书的平装版最近在推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意文版、法文版、瑞典语版正在翻译。但我更看重我即将于明年8月出版的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这本书的意文版目前在翻译。我之所以力不能支,像很多使命巨大、能力不足、不幸的作者一样,忽然在某个上午,咳出一口鲜血来,正是因为它。它是我的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算是中篇)。我丈量了自己,以目前这种写法,可能很难再写出一部18万字的小说来。
6
你在26岁之前,都在江西的小县城工作、生活,其间有哪些令你难忘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你产生的重要影响?
答:县城的生活比较压抑。当时,2002年之前,县城既小,且封闭。特别是人,来往都是熟人,甚至毫无隐私。
到现在,我都会设想自己的另一种经历,就是没有离开县城。有时我能够从我过去的同事那里看到自己。以前写过小说《模范青年》,就是在设想自己留在县城的情况。
有时我也怀念县城互相照应,让人温暖的地方。在异乡,人显得孤独,然而处理好孤独不也是人的本事吗。虽然我处理得不好,但总要去处理。我对县城有乡愁。我在那里上班,恋爱,交朋友,打麻将。我在那里有大把的亲人。离开铁饭碗使我获得了很大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我最为珍视的,然而问题还是这个,一个人得有面对自由的极大勇气,他才会享受到自由的好处。很多时候,一个人并不会处理过多的自由,时间对他来说极其无聊,他竟然用不完。我的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讲的就是一个无法战胜时间的懦夫的故事。
7
你曾长期在新闻行业从事记者、编辑的职业,这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答:新闻作品追求扎实的信息。一字一句必有用处。这是传递信息的必要美德。小说也是一种信息。有时,所谓的风格不过是在必要的信息之上添加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我对此并不认同。我喜欢克制的、节省的东西,这种喜欢来自新闻传播的教育。我写作最初采用的律法是梅尔文·门彻的《新闻报道与写作》。甚至现在我写作出现弱点(比如过于强调动词而忽视了名词的使用)也是因为我迷信此书。
8
你与读者的关系是怎样的?读者的反馈和评价会影响你的进一步创作吗?
答:我不善于处理这种关系。这个时代提供了这种交流的便利。我不太能当时接受别人的批评,但是过后,比如过一年(一定会的),我又会正视到批评的可贵之处,会有的放矢地反思。但在当时,有时我会用难听的话和对方争辩。后来学会不争辩。直到最近,我都快四十了,才想通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批评别人就是正义的,别人批评我就是邪恶的?
因为想通这一点,最近脾气好很多。也冷静很多。批评往往会促使我改进自己。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每次担忧的其实是别人在批评之余对我所取得的荣誉的攻击,像狮子害怕失去自己的领地和妻妾。这是我多想了。
9
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我读过的最好的美国作品是《押沙龙,押沙龙》,我对散发着一股子肥皂水味道的美国写作班作品并不喜欢。因为情感的重复率太高。
文学上的正确例子,我手边看见的:
《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桂裕芳译译林出版社)。
昆德拉小说《缓慢》对池边虚假性爱的描写,那一段。
10
你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答:年轻时以为爱情是天,最大之物。越到后头越觉出它的无聊。可能是我在这方面比较无能,因此也觉得它无能吧。我觉得它是被很多情感上的暴徒滥用的东西。我常想到一个滑稽的场面,一个人猛抽对方的耳光,一边大哭着说,我很爱你啊,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哇。
婚姻是对的。前提是1+1>1。
婚姻能保卫财产。单身其实不积钱。婚姻能保证伙食,还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有消费的必要。想起单身的日子,就几条裤子,穿一双鞋就走,在这个人世间太过简陋,得场病就得和死神握手叙旧。结婚首先是让室内有了暖和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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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自己是偏理性多一些还是偏感性多一些?你怎样平衡感性与理性?
答:感性更多。有时偏激。我有理性的朋友和亲人。他们对我来说很珍贵,我很迷信他们。我想,正是因为他们在保护我、矫正我和帮助我,才使我幸福地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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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答:——对人要求很少的人。不使用别人的人。
有时在人生的某个口子上,猛然醒过来,发现有的熟人竟然是一直在使用身边的亲友的,大骇。人都是自私的物种,但是打着善良旗帜去使用别人的人,让人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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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阅读史?现阶段你欣赏的作家作品?
答:26岁之前我阅读杂文和心灵鸡汤。26岁至39岁阅读外国小说。如今我觉得外国小说阅读过剩,开始阅读《左传》、《诗经》,《史记》已经读完。
14
不写作时会做些什么?放松身心的方式?
答:散步。散步当成一个任务,试图每天走路10000步,是为了活得更久点。现在踢球已经不能跑了。这是身体沦陷的一个标志。跑十米就大喘。有时看电影。不是在电影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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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小时候梦想成为谁?为什么?
答:小时没有梦想。19岁的时候梦想成为傅红雪,因为他有天下第一快的快刀,然而为了女人,他甘于像狗一样扑在地上,任人践踏。现在想起来,只是为了一种豪迈。出于类似的情感,我开始抽烟。直到2013年住院,看见隔壁床的肺病人死了,才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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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希望得到的评价?
答:美好的评价好像变得虚无。就像花生。我爱花生。有时我吃花生,明明吃到量了,然而还会一颗一颗吃下去。就像是纵欲一样吃。明明没有需求了还在吃。不知道为什么。有时评价,美好的评价,看起来餍足了,然而还是本能地去追求。但是到嘴的那一刻,又觉得味道并不那么如意。
我很难忘记2010年那一年北岛先生打来的电话以及李敬泽先生写的稿签。还有书的责编王二若雅女士请我吃的饭。那一年,他们册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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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上你有怎样的理想?
答:我今年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感到富足,是因为人生的两个愿望,一个是到纽约一游,一是写完长篇,都实现了。觉得心无挂牵。
我渴望就像我阅读那些外国作家的书那样,未来也有一些像我这么勤劳的读者阅读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