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岁月 那师长

自从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至今已在珞珈山下学习工作了三十几个年头。许多老师的音容笑貌、治学与为人接连不断地浮现在脑海。

我们进大学时，“文革”刚结束，许多老师从干校、“牛棚”回来不久。但他们似乎来不及去想个人所受到的伤害，就迅速走出“十年浩劫”的阴影，满怀振兴教育、传承学术的神圣使命感，精神焕发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当中。

那时，几乎在每个授课的老师身上都能看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都洋溢着对学术、对学生的无比热爱。著名经济史专家彭雨新先生、著名美国政治制度专家曹绍濂先生，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已届古稀之年，还坚持登坛授业。记得彭老师给我们大一学生上的是《古代汉语》，永远是不紧不慢，耐心解答我们的问题。有次我为了一个小问题冒冒失失地闯到了他家，先生放下手头的工作，和颜悦色地开导我，我简直如沐春风。

曹绍濂年龄更大，后半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批斗”中挨过来的，给我们讲美国政治制度时大概已经七十多岁了，走路颤颤巍巍，拄着拐棍来上课。因为给我们一百多学生上课，一下课后同学们就把他团团围住，提出各种问题。曹绍濂脑子已经有些迟钝，会停下来想一想，再回答我们的问题。

相比课下，曹绍濂在讲台上似乎更加得心应手，不光用中文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还要讲每一个制度、术语对应的英文，翻译的方法，信手拈来，密密麻麻地写下一黑板，把我们这些人给“震”住了。现在回想起来，曹绍濂以羸弱之躯、衰残之年为我们上课，拿生命去履行对学术、对知识传承的使命，是一种何等庄严、甚至不无悲壮的举动啊。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因为要写一篇关于武汉大学政治学科发展历史的文章，去他府上求教，先生那时卧病多年，记忆力已不是很好，还是在病榻上接受了我的采访。此后我去日本京都访学期间，适逢发生阪神大地震，听李涵老师说，曹先生竟然还记得我在日本，特意向她询问：张星久在日本怎么样？

那时，很多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举手投足之间都在展示知识的魔力，都在传递一种敬惜知识、热爱学术的庄重精神。记得讲中国通史先秦部分的是杨范中老师，他上课似乎从不看讲稿，讲课的内容早就烂熟于心，一到登台开讲，就激情洋溢，口若悬河，完全进入忘我的境界，我们不知不觉地被他带入远古时代。后来我选修了西方哲学史课程，又得以领略哲学系杨祖陶先生的风采。杨先生上课时只带着用纸包的几根粉笔头，然后以满脸庄重的神情、饱含沉思的语调，开讲黑格尔和康德，丝丝入扣，滔滔不绝，珠走玉盘。我们这些人“贪婪”地听着，连嘴巴都不敢合拢。不过也常因为惊愕于先生的学问，或只顾陶醉于先生所营造的那恢弘庄严的知识氛围，还是会忘记了讲课的具体内容。 教我们中国通史宋辽金断代部分的是李涵老师，后来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当年五十出头，神采奕奕，典雅高贵，声音悦耳。讲到澶渊之盟、绍兴议和等，她的声音里已是充满悲情，听者为之动容。

有了这种对知识的神圣使命感，在教学与科研方面自会淡泊名利，治学严谨，求才若渴，敬业如命。那时的老师身上，看不出“官本位”思想，看不到治学为人中的市侩。正是从业师李涵那里，我们第一听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教半句空”这句话。李涵老师、石泉先生夫妇还经常告诫我们，不要随便发文章，文章发出去后一定要在证据上立得住，经得起检验和质疑。李涵招我们这一届研究生时已过耳顺之年，不光经常带着我们一起听讲座，还带着我们远赴北京、上海等地查资料，遍访专家同行。我有一篇文章收到了《中国史研究》用稿通知，要求我对其中的材料、字句再加校对，而我当时又恰好在日本，正着急的时候，李老师主动帮我对稿子进行校对，发现其中我引用的一段史料不准确，还亲自跑图书馆找到原著翻查，直到她觉得满意为止。

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以及对学生的关爱之情在其他老师身上也俯拾皆是。记得石泉给我们七七、七八两个年级合开历史地理课，每次上课前，都会给每人发一份自编的讲义。讲义由先生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刻印出来，每一页除了介绍主要观点思路外，还用在括号、脚注里用小字注引了很多资料加以佐证。那时虽然对先生讲的具体内容大部分似懂非懂，但其治学之严谨、教学之认真却令我永世难忘。

还记得上陈仲安先生的隋唐史专题时，我按要求写了一篇课程论文，几星期后作业发下来了，只见上面用红字批改得密密麻麻，连标点符号都一一改过，后面还写了几句勉励的话，从此狂妄肤浅的我才知道，原来学术论文不是随便能写好的。我后来才知道，陈先生和唐长孺先生七十年代在中华书局校点“北朝四史”，被学术界公认为二十四史校点本的典范之作。

另外我还想讲讲杨鸿年先生的情况。杨先生本是法律系教授，但因为他研究的是中国政治制度、法制史，偶尔也会参加历史系这面的一些活动，而我的研究后来也逐渐偏向中国政治制度方面，因此得以经常向先生请教。先生晚年除了每天散步之外，就是戴着老花镜翻阅资料，伏案写作。每次去他那里，总听他眉飞色舞地谈研究心得，兴奋之余，有时候还会操着浓重的苏北话连说几句“我爱制度，我爱制度”。就是凭着这种对学术的痴迷与执着，杨先生竟能在退休多年之后结出学术硕果，接连出版了《汉魏制度丛考》、《隋唐两京考》，引起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老师们在学术上的宽容大度，鼓励学术上的创新与自由精神，也使我终身受益。进入研究生阶段，因为年轻气盛，又喜标新立异，会经常在学术观点上“顶撞”李涵师，而李老师则永远是一副慈爱的神情，不紧不慢地表达她的看法，不光不以我的莽撞为怪，有时候甚至投以赞许的眼神。还有著名隋唐史专家朱雷先生，我们这些学生每次见到他都感到非常亲切轻松，无拘无束。朱先生不以我为浅陋，还多次拉我参加他们那边的博士论文答辩，鼓励我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他的博士们大胆“开火放炮”。限于篇幅，还有很多老师我不能一一介绍了。总之，正是在他们营造的自由、宽松的环境下，我们这些学生们才能愉快地学习，健康地成长。套用梁启超先生回忆他在万木草堂学习时的心情，我在珞珈山求学特别是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也几乎是“无日不乐”。

我知道，上面对老师们的记述只是个人的一孔之见，但即使如此，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对知识的庄重态度与对学术的神圣使命感，以及淡泊名利，严谨治学，敬业如命，宽容大度，鼓励创新，追求自由的精神，这就是我从老师们身上看到武大精神，也是世间最美丽的心灵！

如今，老师们有的已经驾鹤西去，我已没机会向他们当面表达感恩之情，谨以这篇短文聊作心香泪酒，献上无尽的思念；硕果仅存的老师们也已是“烈士暮年“，在此衷心祝福他们晚年幸福，学术生命叶茂枝繁。（作者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编辑：冯林，原载《武汉大学报》第13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