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粮食堪称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最便宜时小麦每吨1000元，而国内是每吨3000元；俄罗斯的玉米是每吨800元，国内每吨2500元。在俄罗斯种地，如果粮食运不回来是赔钱的。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走进去，现状是国内需要的粮食拿不回来，走出去企业还赚不到钱。”
中国和俄罗斯互为最大的邻国。2013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892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首届中俄博览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表示，在中俄两国元首的直接推动下，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毗邻地区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
“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一些企业响应政策走了出去，也走了进去，融入了当地社会。但如何‘走上去’，提档升级进一步发展，却遇到了障碍，这其中政策配套是关键。”黑龙江省对俄农业产业协会会长李德民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过去10年，顺应国家走出去战略，黑龙江省对俄农业产业获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今，对俄农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却遭遇了政策瓶颈。
“走出去”的示范区
黑龙江省是对俄农业合作最早的省份，中俄4000多公里边界线有长达2981公里在黑龙江省，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哈巴州、滨海边疆区、外贝加尔边疆区毗邻，围绕“两江一湖”（乌苏里江、黑龙江、兴凯湖）在俄方边境地区形成了520万公顷的肥沃土地。有15个边境口岸相连，交通便利，最近的农场离口岸只有5公里，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相近，地理优势十分明显。
除任黑龙江省对俄农业产业协会会长之外，李德民的另一个身份是黑龙江省东宁华信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下称华信集团）。
说起华信集团，李德民如数家珍，该集团从最早的贸易、地产起步，对俄合作已有25年历史，现已发展成集农业开发、地产开发和贸易于一体的大型对俄合作企业。
2007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而在此之前的2004年，华信集团已经开始了对俄农业合作的探索。
“我一直在思考中俄两国真正接地气的项目有哪些，经过调研，我发现农业是最具潜力的项目。”李德民说，中方有人力、资本、设备物资、市场等优势，俄方有大量的耕地资源和原生态的种植环境，双方优势互补。因此，他深信农业是中俄合作的大势所趋。
2004年，华信集团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设立了中俄合资阿尔玛达(Armada)农业公司，将投资重点转向了农业产业。2010年，华信集团开始筹建华信中俄（滨海边疆区）现代农业产业合作区（下称合作区），打造集种植、养殖、仓储、加工于一体的大型农业产业合作区。
2010年，合作区被纳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签订的十个重点合作项目之一。2012年，合作区被列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访俄罗斯期间见证签约的中俄经贸合作二十八个重点项目之一。
李德民介绍，目前合作区已成为俄滨海边疆区最大的农业产业项目，累计投资1亿美元，拥有耕地面积102万亩，设有9个农业园区和14个种植区；主要农作物大豆、玉米、小麦单产连年排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第一名；被评为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最佳农业企业；2013年获“俄联邦百强农业企业”第二名和“俄联邦全国猪饲养行业标准收益”第一名；2011、2012、2013年三年共为当地缴纳各种税费1.5亿卢布。“我们提供了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80%的猪肉供应。”李德民自豪地表示。
遭遇“成长的烦恼”
如今，黑龙江省在俄从事农业开发合作的企业达110家，合作已由过去种植蔬菜向大豆、玉米、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种植拓展，由生猪、肉牛等禽类养殖向饲料加工、仓储、物流及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等多个领域延伸。
“走出去，也走了进去”，然而，身为对俄农业产业协会会长，李德民的心情却是喜忧参半。
“虽然国家在农业走出去战略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文件，但配套政策及措施没有跟上，导致走出去之后很难留下和发展起来。”李德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国家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最根本目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然而，配套政策措施的不完善使得“如何让产品回来”成了他最头疼的问题。
“我们走出去投资地区均在边境地区，建厂初衷绝不是满足欧洲市场需求。相比欧洲市场，合作区产品到国内市场的运送距离更近。由合作区到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也不过800公里，到莫斯科则为8000公里。因此，农企‘走出去’，很大程度是根据国内市场需求到国外投资建厂的。”李德民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在边境地区建立起来的农业合作区，其初衷就是瞄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由于俄罗斯当地粮食市场有限，因此打开国内市场对于合作区的发展至关重要。
“俄罗斯的粮食堪称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最便宜时小麦每吨1000元，而国内是每吨3000元；俄罗斯的玉米是每吨800元，国内每吨2500元。在俄罗斯种地，如果粮食运不回来是赔钱的。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走进去，现状是国内需要的粮食拿不回来，走出去企业还赚不到钱。”李德民直言，国家粮食进口配额的不确定性和进口环节费用增加是影响企业产品“运回来”的主因。
由于国家粮食进口配额不确定，企业无法确定需求，因此难以提前进行种植规划。李德民说，“每年种不种、种多少心里没底，拿不到配额怎么办？产品回不来，当地市场又无法消化，企业就只能赔钱了。”
此外，目前境外园区生产的成品、半成品在进口中受到限制，“国家鼓励我们在境外建立园区，开展原料深加工。而深加工之后的产品进口环节又非常复杂。比如，由于没有毛油进口许可证，自己公司所生产的毛油必须经由特许经营公司进口。”李德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解释说。
因此，他建议“国家是否可以考虑在合作区范围内或可控范围内，对合作园区所生产的产品回国给予一些政策支持”，同时希望对在俄从事境外种植的“走出去”企业给予关税配额的常态化。
“中俄农业合作发展是最现实、最具潜力的领域，是中俄经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两国政府在农产品的进出口、融资和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支持中俄农业产业合作发展。”李德民最后说。(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