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举：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任重而事急

语言日益关乎国家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的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一般人似乎很难将二者直接联系起来。语言与国家安全的紧密关系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世举：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语言问题已成为影响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成为国家安全领域不可忽视的多功能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使我们更加深化了对语言的战略意义和安全价值的认识。无论语言的交际功能、信息功能，还是其“武器”功能、经济功能、科技功能等，都在国家安全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具体阐释一下上述问题？

赵世举：首先，语言是民族和国家的重要象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语言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维系特定群体的纽带、沟通不同群体的桥梁、社会运行的规程，具有凝聚力、正能量；另一方面，它也容易成为各种利益诉求的旗号和借口，成为社会纷争的导火索和政治斗争的工具，酿成矛盾甚至冲突，演化为离心力、负能量。

近年来，世界各国几乎都出现了语言矛盾日益增多的迹象，有的甚至出现“蝴蝶效应”，酿成很大的社会动荡。我国也出现了一些语言事件，包括某些境外势力利用少数民族语言做文章、港台地区个别人物借语言说事等，给我们在语言安全等方面敲响了警钟。因此，当前如何正确处理各种语言关系，化解语言矛盾，尤其是防止语言政治化和被境外势力利用，已是国家不可回避的重大安全课题。其次，国家博弈的加剧致使语言渗透成为极大的安全威胁。一些国家利用语言进行政治、文化渗透，并且愈演愈烈，花样不断翻新，已经对我国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社会科学报》：语言功能的大拓展，也带来了安全方面的新课题。例如，如何发展语言科技，争取信息科技和虚拟世界的自主权、制控权。

赵世举：对。这是我国科技安全和信息安全领域的极大难题。由于我国语言技术比较落后，就连人们使用的电脑操作系统等重要软件也大都被外国掌控，这犹如心脏和大脑被别人控制，埋下了致命的安全隐患。

语言带来的安全新课题还包括，语言资源价值的大提升增添了安全的新任务。当前，语言不仅是经济工具，而且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语言产业空前发展，语言经济正成为当代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点。举例来说，英国凭借强大的英语产业，每年从世界获得100亿欧元的净利。世界上与西班牙语学习相关联的产业每年产值达1500亿欧元。而据《2009年欧盟语言行业市场规模报告》显示，2008年欧盟语言产业营业总额达到84亿欧元，每年至少增长10%，预计到2015年将达165亿—200亿欧元。可见，保护和开发利用好语言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和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

从国家战略层面审视语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各国围绕语言与国家安全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

赵世举：近年来，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纷纷推出国家语言战略和重大举措，提升语言战略层次，拓展战略视域，推出重大举措，努力控制高点。西方的语言战略已不是出于单纯的军事和安全意图，而是涵盖国家各个核心领域的全方位战略。

例如，美国推出《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等，公开宣称：“我们的构想是，通过外语能力和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使美国成为更强大的全球领导者。”其中包括谋求全球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战略。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美国语言战略中，汉语始终是战略重点，被列入“关键语言计划”，并有专门的“中文旗舰项目”为之注入大量资金。这些针对汉语的重大举措，是中美之间复杂战略关系的直接反映。

英国除了早已有之的英语推广组织“英国文化委员会”之外，本世纪初又成立了“国家语言指导小组”，出台了“国家语言战略”；澳大利亚推出了“学校语言计划”；法国成立了法语最高委员会、法语咨询委员会、法语区友好联络协会等众多语言机构和组织，实施法语国家语言战略和法语国际推广战略等；非洲语言学会和非洲语言研究员致力于地区语言协调；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马印语言理事会”，负责协调两国语言发展的决策，等等。这些给我们启示，也给我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悉，美国已把军队的语言能力列为作战能力。

赵世举：是的。军事行动的新变化提升了语言的安全价值。从美国新近几场战争和“9•11”事件可以看出，安全威胁已多样化，单靠武力征服已难以取得真正胜利和确保国家安全。这也从一个侧面提示，语言文化等也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当前，我国国际利益和义务不断增加，带来了更多的海外安全语言需求。我们在亚丁湾护航中遭遇的语言困境、在一些维和任务中因语言问题吃亏、与外军联合军演时离不开翻译等，已经暴露出我国维护海外安全的语言保障问题。

此外，国家语言能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也很明显：国民多语能力薄弱，语言资源储备不足，语种结构严重失调，专门语言人才缺乏，语言服务体系不健全，语言开发利用能力不强等，都潜存着安全隐患。

上述情形表明，我国面临很多重大语言需求和突出的语言问题，亟须进行战略谋划和具体应对，否则将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语言研究获得巨大发展，推出了很多成果。在您看来，目前的不足是什么？

赵世举：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语言研究发展不均衡。比如，研究本体的多，研究应用的少；研究古代的多，研究现代的少；研究微观的多，研究宏观的少。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核心的问题是学术观念问题。由于我国学术的传统惯性和当今科研评价的偏颇，致使学者大都不愿做应用研究，甚至把应用研究视为“旁门左道”，更有甚者贬之为“迎上媚俗”。在这样的氛围中，虽有学者心向往之，也不敢或不愿为之。这颇令人担忧。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上述各种需求和问题都难以解决，连建设国家语言智库体系也很困难。其实，任何学术都应该与时俱进。为社会和国家贡献智慧，是学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应该勇于担当。试想，如果王永民和王选或其他人不研究汉字输入法和汉字照排技术，我国怎么应对信息化？假如我国早有人研究数字键盘汉字输入法，我们今天使用手机还需要向外国企业缴纳数以亿计的汉字输入法专利使用费吗？我并不主张都来做应用研究，而是主张合理分布。

构建国家语言智库体系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我国应当怎样打造一流的国家语言智库体系，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

赵世举：可以这样说，面对当今形势，我们除了尽快应对，已经别无选择。这就需要大量的学者贡献智慧，因此，构建国家语言智库体系迫在眉睫。

语言智库，应具有一般智库的基本属性和职能，但同时也当有其个性。我认为，国家语言智库应是以重大现实语言问题为对象，以国家和社会需求为取向，以对策研究为重点，以产出优质思想为己任，以自主公正为准则，以提供咨询、服务决策和影响社会为目标，富于使命感、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公共研究机构。其研究和服务应立足针对性，侧重战略性，注重前瞻性，体现创新性，追求实效性。在职能上，充分发挥国家决策的思想库、社会服务的咨询处、影响语言生活的风向标、融合学术与应用的转化器、沟通政府与民众的联通桥、国际对话的平台和高端特殊人才培养熔炉的作用。

在建设理念上，着眼国家战略全局、国际背景以及迫切需求，着力打造现实性与前瞻性兼具、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相融的新型语言智库；在体制上，可全国统筹，分级建管，多元并存，相辅相成；在机制上，可国家引导，智库自主，良性竞争，优胜劣汰，持续发展；在布局上，要综合考虑，合理布点；在实施上，应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确保成效。

总之，国家语言智库建设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建议国家及时组织专门力量，广泛调研，深入探讨，科学制定建设方案，尽快启动建设工作。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http://scho.cssn.cn/xr/xr_rw/xr_xrld/201406/t20140604_1196577.shtml

（稿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4日 本网编辑：严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