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赋与华夏崛起

　　赋税是文明社会无法绕开的话题，但并不是整个人类历史都有税。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在我们祖先茹毛饮血乃至刀耕火种的时候，赋税还不知为何物。任何经济形态的产生，都取决于一定的客观条件。
　　夏禹是“贡”法的创始人
　　原始社会最初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依靠群体力量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劳动成果。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开始出现，部落争斗愈演愈烈，社会从此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两大对立阶级，进而奴隶制国家也逐渐形成。
　　奴隶制国家刚形成时，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直接支配的奴隶的劳动成果、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地租收入、掠夺性收入和战败国献贡品，当时的财政收入是很不稳定和较为原始的。奴隶制国家为了镇压奴隶阶级的反抗和行使其职能，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权和军队。为了确保军队等专政机构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行政机构运转，以取得这些机构和常设公职人员所需的物质资财，国家就必须有财力保障。在这个时候，作为凭借政治权力稳定获取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手段的税收就产生了。
　　早在5000年前，炎黄两帝为争夺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爆发了阪泉之战，炎帝族战败，并入黄帝族。这个族群自古为礼仪之邦，叫做“夏”，“夏”有高雅的意思;而族群的人服饰很美，所以又叫做“华”，华夏族逐渐形成并从黄河流域不断向外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2023年，相传黄帝后裔、善于治水的部落首领禹受到舜的禅让和部落联盟的拥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初都阳城（今山西晋城），后又以安邑（今山西夏县）为都城，国号夏。他还收取天下之铜，铸成九鼎，作为天下共主的象征。
　　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其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这对后来的中国影响深远，于是后人也称他为大禹。夏朝建立后，为维护国家运转和统治，在原来部落联盟供奉的基础上，开征了赋税。而最早的赋税却不叫“税”，叫“贡”，是统治者为了让民众好接受，用了这个有着心甘情愿意思的美词，表示纳税是无人强迫自觉自愿的“贡献”行为。夏禹是“贡”法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税收的奠基人。
　　贡赋助华夏民族崛起
　　禹在开征贡以后，作为夏朝组成部分的各部落，也有不情愿“贡献”的，特别是位于今浙江德清一带十分强势的防风氏部落，一直拒不纳贡。直到年终禹在茅山下（今浙江绍兴柯桥）召开部落首领会议审计贡的缴纳情况时，防风氏还既不纳贡，也不到会。禹派人再三催请，他才很不情愿地到来，并且在会上态度非常傲慢，藐视“领导”，拒绝补税。为树立权威，惩戒抗税，禹下令将防风氏当场正法。与此同时，禹奖罚分明，对纳贡积极的部落给予表彰，其首领得到分封。由于措施得当，软硬兼施，国家纲纪得以维护，夏朝赋税也逐渐有了保障。夏禹死后安葬于会稽山上，至今仍存禹庙、禹陵、禹祠。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帝王大都来禹陵祭祀他。
　　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夏朝的贡虽名为“贡献”，事实上是一种“什一税”，即种田五十亩必须将十分之一（五亩）的产品贡献给国家。在大禹治水以后，四方部落已经开始贡献各地特产。禹通过治水划定九州区域，制定“任土作贡”的赋税办法，因地制宜，区别情况，分等定级向国家缴纳贡赋。因各地生产情况不同，把土地和贡都分为九个等级，并由于年成有好有坏，以数年的平均收获量为缴纳定额。当时规定，离王城百里以内贡全禾，一百里至二百里贡禾穗，二百里至三百里贡秸秆，三百里至四百里贡粟，四百里至五百里贡精米。从此，大开山野田泽之利，百姓生活因负担适当也得以安定。
　　贡作为夏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设置了相应的收贡官吏，名叫啬夫，“吝啬”一词即来源于远古时期的税收征纳。由于人们必须纳贡但并非出于自愿，舍不得拿出来，即为“吝”；而啬夫在收贡时又巴不得把能收的都收上来，锱铢必较。久而久之“吝啬”两字就逐渐合在一起，形容人小气、抠门。从中，也能反映出征纳双方这对天然的矛盾。而正是啬夫认真履行职责，使夏朝有了国家巩固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中记载：“虞夏时贡赋备矣。”夏王朝的“贡法”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税收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的统治，推动当时社会的进步，对于后代税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贡赋的收取，夏朝财力得到保障，越来越强盛，许多其他部族逐渐依附和同化，成为疆域辽阔的东方大国，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民族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