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课前收手机？
学生记者：许鹏程、杨靖雯、陈琛、顿程超
手机作为信息时代人们必不可缺的工具，同样已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日，武大某院系拟实施“上课前所有同学上交手机”政策。一时间“大学生上课是否该使用手机”成为同学们之间讨论的热点话题。
大学课堂上，学生是否可以使用手机？大学生课堂使用手机现状又如何？对这一问题师生、家长又有怎样的看法？武大官方微信（微信号luojia1893）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数读
针对大学生上课使用手机这一问题，记者制作并发放了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620份，答卷人员以武大学生为主，涵盖全校各大学院（系）与各个年级。
四方会谈
对于这项新规定，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有关学院（系）老师，以及同学与家长，一起听听他们对这一举措的看法。
>>> 辅导员：有苦衷
学生上课玩手机的现象比较普遍，很多同学看手机是一种习惯性的不自觉行为。收手机主要是想让大家养成不太依赖手机的习惯。武大虽然以自由之风著称，但自由是相对的，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还不太稳固的阶段，需要学校和老师外在的作用推动。
尽管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有时是因为老师通知、社团活动、查资料等，但更多是在聊天、刷朋友圈等。实施前和部分同学进行过交流，他们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其中大家的一个观点是，大学生应该有自主学习能力，能够自我管理；手机是自己的，有自由支配权。也有同学说，这种做法和武汉大学的整个风格格格不入。
我知道这项工作的阻力很大，会遭到很多反对，但可以先试试看，摸着石头过河，有问题再慢慢改进。管得太死会限制学生的个体发展，需要进一步把握好度。我们一直在探索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的方法，从“进教室”到“听课”到“有收获”，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学生：有微词
@young：手机这东西真得靠自觉。现在都说自由的学风好，手机高端的APP使上课更方便有趣。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已经被手机整得神经衰弱，不专心，静不下心。
@L：万事靠自觉。如果学生真不想听讲，即使学院用再多措施，学生也总有办法应对。
@陈西西要做小太阳：这个政策是辅导员的一片苦心，很能理解。但是，有时候上课用手机也是迫不得已，比如拍摄PPT、社团里紧要的事情需要随时联系。我希望，提高上课专注力靠自觉而非强制。就算收手机，也希望是自愿上交。
@吃大事记也吃不饱：总是有人用嘲讽的语言评价一些事情，这也是一种舆论暴力。
@睡到自然醒：好听的课就不带手机了，就算带了也不玩。
>>>家长：有话说
@家长A：革命靠自觉，都是大学生了，好像没有必要收手机吧。
@家长B：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上课不应该玩手机；收上去不太恰当。
@家长C：学生上课可以把手机关机或者调静音，交上去也是支持的。
@家长D：自觉的不用收，不自觉的收了也没用。
@家长E：老师的这个主意好，举双手赞成。谢谢老师。只有上课专注，学习效果才会好，好习惯才会慢慢养成。
>>>专业课老师：有看法
就我而言，学生上课玩手机的情况倒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政策，我也是支持的。至于老师这一层面，可以考虑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的吸引力，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课都可以做成很生动的形式，个人觉得学习还是要看学生对这门课这个专业的兴趣。
收手机从本质上不能真正达到让学生上课认真听讲的目的。我认为，上课并不是非用手机不可，手机最多是接收一些通知，下课后查看回复不会耽误。学生不想交手机，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依赖性。现代人几乎都离不开手机，就算不看，放在身边才比较安心。试试看离开手机的这几十分钟，是不是真的不能过呢，也许你们现在想得很可怕，适应了以后就觉得还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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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此前已经有许多国内高校推行过同样的措施，媒体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现将一些代表性报道摘登如下：
为了让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上，中国石油大学石工14-7创新班推行了“零手机课堂”活动。青少年教育委员会主席宗春山表示：“上课收手机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治标不治本。我们应该从根源上思考学生上课玩手机的现象。”——《北京晨报》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口腔医学系，在全系所有13个班级开展“别把青春交给手机”主题活动，让同学们远离手机，回归课堂。“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大河报》
2014年4月，河南洛阳理工学院工程管理系5班大三学生开始在课前交手机，全部放在教室第一排的手机收纳袋里。同月，闽南师范大学物信学院的学生也在课前将手机上交，有学生认为，学校严格要求对没有坚定学习自控力的学生来说是一件好事。——《齐鲁晚报》
话题思考
从此次有限的调查来看，虽然学生、教师、辅导员和家长看待这一问题的立场各不相同，但是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各方却抱有共识：
第一，在信息网络化时代，手机在课堂上可以发挥知识查询、信息检索和快速记录等正向功能，成为拉近学生与课堂知识的“桥”。
第二，手机的社交功能让大部分学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媒体依赖，学生们倾向于更为轻松、娱乐的网络虚拟社交，而疲于课堂上真实但更为严肃和艰深的思考和交流，这又成为分离学生与课堂知识的“沟”。
在上述共识之上，四类人群在由谁来处理好手机“桥”与“沟”的关系问题上分歧较大：学生希望发挥自身主体作用，自我调节——然而这种调节一旦失效就走向了自我放任。辅导员老师正是看到了学生自身调节能力可能不足，所以希望通过管理政策来补位——这种政策会帮助营造戒除手机依赖的集体氛围，但过度之后又弱化了大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动性。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讨论让大家认识到手机在课堂上发挥的正、负双向作用，也让大家认识到在管理手机问题上自律与他律两种方法的优点与局限，最终寻找到基于学生自觉而又有政策托底的平衡方法。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1392期3版 编辑：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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