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耀卿：改革漕运 利国利民

　　唐朝的首都在长安。关中虽土地肥沃，但地方狭小，不能自给自足。所以常常要从东南地区调运粮食，以满足京城的供给之需。
　　唐高祖、太宗时期，物资消费比较节俭，所运粮食不多，每年也就二十万石，所以漕运之事比较简单。但到了唐高宗以后，漕运之事逐年增多，随之而来的追功逐利之事也大量出现，最终受害的却是老百姓。
　　起初，从东南地区调运粮食的路线图是，先走水路，即从江淮一带漕运租米至东都洛阳，送到含嘉仓，再走陆路，用车或牲畜驮运到陕州。水运，路途遥远且风浪大，常发生沉船事故，所以平均一斛米能运到八斗就算成功了。陆运，费用高，才三百里路程，平均两斛米就要运费一千文。老百姓交纳租米的同时，还要负担水陆运输的费用。加重了百姓负担。
　　为了降低成本，朝廷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如针对黄河三门峡有砥柱山滩流的险阻，苑西监褚朗建议开凿三门山，修筑道路，以通陆运。于是朝廷派了六千士兵前往开山，但没有成功。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开凿了一条栈道，用来牵引漕船。纤夫胸前系住纤绳，绳索一断，纤夫往往坠崖而死，但官吏却信口雌黄，说是逃亡了。因而又拘捕死者的家人，百姓苦不堪言。
　　谁能破解这个难题？危难之中显身手。裴耀卿登上了漕运改革的舞台。
　　裴耀卿是个“官二代”，他的父亲是宁州刺史裴守真。他是个早慧儿童，几岁时就能写文章，考取了“童子举”。后又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相王府典签。受到相王李旦的常识，与丘悦、韦利器轮流在府中值班，以备顾问。
　　相王李旦即皇帝位后，任命他为国子主薄，后又任长安县令，济州刺史，宣州刺史等官职。他为官勤政爱民，颇有政绩。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时任宣州刺史的裴耀卿到京城朝见皇帝。唐玄宗征询他对漕运的意见。裴耀卿上书就当前漕运存在的问题讲了三点：一是通行的时间少，滞留的时间长。运送租庸调（赋税）的物资，以每年二月到达扬州进入堤闸，要到四月后才能通过淮河进入汴河，此时常苦于水浅，至六七月才到达黄河口，而这时黄河已开始涨水，必须等到八九月水退后才能溯河而上入洛水。二是漕运水路多梗塞，船只过往不顺畅。三是江南的人不熟悉黄河的水情，转而雇请黄河当地的水手，增加了人力、物力。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裴耀卿建议，根据路线特点，在运粮沿线设置几个大粮仓，做为中转站。具体做法是，在河口设武牢仓，在巩县设洛口仓，使江南的船只不必进入黄河，黄河的船只不必进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各仓，可以分段转运，水深则行船，水浅就存粮于仓以等待，这样船只就不必停留，而物资也不会耗损。
　　这次建言，玄宗没有理解，故而束之高阁。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耀卿任京兆尹，京城雨水过多，粮食歉收，谷价飞涨。为解决吃饭问题，唐玄宗将带着京城百官暂时到洛阳居住，临行前召见裴耀卿，询问救济灾民办法。
　　裴耀卿趁机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停止陕州陆运，在河口设粮仓，江南船只到河口后，卸粮于仓后返回，官府再雇船分别运送进入黄河和洛水。在三门峡东、西分别设粮仓，漕运把谷子卸在东仓，再由陆路运到西仓，然后再用船运，以此来避开三门峡的险阻。”
　　玄宗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裴耀卿受命后，在河阴设河阴仓，在河清设柏崖仓；在三门峡以东设集津仓，以西设盐仓，调运江淮粮赋进京。三年时间，共漕运粮食700    万石，节约运费30万缗。
　　漕运改革，成效显著。
　　这时，有人劝他将节省下来的钱上交朝廷，以表功劳。裴耀卿却说：“这是国家的财产，不能用于向皇上邀功讨好。”后来，他把这些钱充作政府向百姓购买财物和粮谷的“和市费”之中。
　　裴耀卿的官品、人品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