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阳：一个摇滚歌手和他的民间艺人朋友
一间阶梯教室中，一位教授对歌手苏阳说，“你的音乐，我觉得用花儿和摇滚结合，是有新意的，但不够原汁原味。”苏阳回复他说，“我不能照着一样的唱，他们从小放羊，生活环境和我是不一样，我是厂矿子弟，我得站在苏阳的角度，唱苏阳的生活”。
这是纪录片《大河唱》中的一幕，记录的是苏阳在哈佛大学分享会上的情景。在文艺青年之中，苏阳如今早已成为一个接头暗号。这个银川的歌手嫁接了西北的民间音乐“花儿”、秦腔和现代音乐，加以重组和改良，形成了极具标识度的个人作品。他不只在国内的音乐节备受瞩目，这个来自西北的黝黑男人也开始应邀参加世界各地的文化活动。在哈佛做分享会的那段时间，苏阳正在做一个名为“黄河今流”的跨界艺术项目，他在纽约、巴西、北京等地举办展览、演讲等活动，向人们介绍那些曾经影响过他的黄河流域的民间文化。
黄河今流
早在2016年，苏阳便已经开始在筹备“黄河今流”。电影公司天空之城的创始人路伟了解到之后，打算为苏阳拍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便是如今这部《大河唱》的雏形。当时的构想中，它既是苏阳的“黄河今流”计划的一部分，也可以上院线，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影作品。
2016年春天，路伟找来苏阳、清华大学教授雷建军、马灯影业制片人包晓更，他们约在人大体育馆附近的一间老茶馆，讨论这部纪录片的拍摄事宜。
雷建军提出不只拍摄苏阳本人，也拍苏阳背后的音乐母体：西北的民间艺人。某种程度上说，是那些艺人成就了苏阳，但那些人一直被湮没。苏阳列了一个名单，他们确定下四位拍摄对象：皮影艺人魏忠富、说书艺人刘世凯、民营秦腔剧团团长张进来、花儿歌手马风山。
“所谓音乐母体并不是说具体的某一个单一的人，不是这样的。可能我长期就听这些乱七八糟东西，然后你摘出来，受影响就是几个系统，花儿、皮影、说书、秦腔。”在《大河唱》的点映结束之后，苏阳坐在北京路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拍摄方式上，雷建军提出用影像人类学的方式拍摄，用剧情片的方式剪辑。前者保证足够深入了解拍摄对象的生活，后者确保影片的可看性。此前，雷建军所在的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曾以这种方式拍摄过《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作品。
拍摄前，雷建军找来音乐人类学学者萧璇，对即将拍摄的四位艺人进行田野调查。同时，他找到两位自己的学生，在清华大学就读的柯永权和杨植淳，以及在云南社科院影像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的导演和渊，共同担任《大河唱》的导演。
萧璇长期研究西北的花儿。她接到雷建军邀请的时候，正在二郎山花儿会上，和花儿歌手们喝酒唱歌。她很快便答应了这件事，“国内还没有音乐人类学学者参与电影制作的先例，这种尝试，有助于音乐人类学走出象牙塔，与现实对接”。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夏天，萧璇组建了一个由清华大学、浙江音乐学院、苏州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构成的4人团队，前往黄河中上游，与民间艺人同吃同住，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
萧璇负责的是说书艺人刘世凯。刘世凯起初不答应接受田野调查，除非萧璇帮他说服当地政府，给他一些政府的演出项目。为此，萧璇跑了很多次当地政府，帮刘世凯解决了这件事，调研才真正开始。
调研团队不断将影像、文字资料回传给雷建军和导演们。一些信息让雷建军觉得有些意外：说书艺人刘世凯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包工头，马风山当过村主任。
雷建军还从调研资料中，留意到一个人类学的现象：“黄河流域民间的重大仪式上，都是请戏。而西南地区主要是舞蹈”。
他分析，这可能是源于，自古以来，黄河流域王权是最重要的力量，而西南流域最重要的力量是神权。“在社区与王权的互动，需要用戏固定下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受到王权的召唤。但是你要跟神权沟通的时候，你光唱，他看不见的，你就要有舞蹈。”
拍摄之前，参与《大河唱》的学者和导演，都没有对这部纪录片预设拍摄方向，而是在与拍摄对象同吃同住的一年多中，记录下他们在这一年中的日常生活的碎片和素材，等着它们慢慢自然发酵。
摇滚歌手
《大河唱》的拍摄之初，大家是因为想去探求苏阳这样一个融合了当代和传统、摇滚和民族唱腔的歌手的精神源流，但苏阳音乐生涯的开始，却不是因为西北的民间音乐，而是因为一曲《西班牙斗牛士》。
那是1980年代末，苏阳只有17岁，还是陕西省安装技校的学生。一天，他的一个同学用吉他弹了一曲《西班牙斗牛士》。他从未觉得音乐如此好听，“很粗糙地发出特别真实的一种像火星子一样的音符颤在我身上。”多年之后，已经成为职业音乐人的苏阳这样回忆。
之后，苏阳开始整天泡在有吉他的同学周围，蹭他们的吉他练习。不久，苏阳将自己的食堂饭票卖了20元，从一位同学那里，买了把二手吉他。
毕业时，他去了陕西陇县的一个工地当小工，每天筛沙、和灰、推车、撂砖，一天收入一块七毛五。一天黄昏，他下工路过陇县工商银行的家属院，见到一个人正在教别人弹吉他。苏阳走过去和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弹奏了一曲《少年犯》。聊天中，苏阳得知对方曾在西安吉他比赛中获过奖，现在在陇县银行工作，在等机会调回宝鸡。
那人和苏阳说，“你乐感不错，你回头来找我，我可以介绍你去西安，参加走穴团体”。次日，二人喝了一顿酒，随后，对方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苏阳去找他在西安的一位朋友。
苏阳拿着这封介绍信，进入了西安的新蕾乐团。但新蕾乐团的工资只有60元，很难维持生活。一个河南的走穴团体路过西安时，苏阳离开新蕾乐团，加入了全国走穴大潮。
他日后形容这段经历，觉得有点像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的文工团。吃住都在舞台，冷了盖油毡布。早晨不吃饭，中午吃一碗3块钱的饺子，晚上少吃点，演出完了肚子咕咕叫。
上世纪90年代，摇滚乐在中国开始流行。欧美的摇滚乐通过北京、西安传到苏阳的耳朵里。“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演唱会结束的第二年，苏阳在银川组建了一支名为“透明乐队”的摇滚乐队。那时，他留起一头长发。
这支乐队的舞台风格和曲风深受当时西方摇滚音乐的影响，很受欢迎，但却不怎么赚钱。“乐队中，没人会经营，只知道要排练、演出，演出之外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做，稍微有点钱就赶紧凑一块喝酒。”
1999年末，唐朝、张楚和超载去宁夏体育馆参加“世纪狂飙——中国摇滚势力演唱会”。演出商把苏阳的乐队叫过去，一块演了一场。演完不到一个月，苏阳宣布乐队解散。
那时，苏阳的儿子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孩子的班主任，觉得他留长发接送孩子不太合适。第二天，他剪掉了长发，剃了一个平头，发型一直保留至今。差不多从这时，苏阳对摇滚乐的兴趣，渐渐转移到西北民间音乐。
（苏阳演出照）
土的声音
新世纪初的一天，苏阳在朋友家聊音乐。朋友收藏了很多CD，爱听布鲁斯和爵士乐。苏阳问他，“能不能给我张更原始的？比如，我记得美国电视剧《根》里面有一段黑人在受奴役期间唱起的家乡的歌？”
朋友给他翻出来一张黑人音乐的田野录音。他一听，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生活的银川同心路附近的稻田。
苏阳是7岁时来到银川生活的。那是1976年的一个深夜，他和母亲从浙江温岭箬横镇坐火车到达银川。父亲骑一辆二八自行车，把母子接到银川市同心路的一处家属院。此前，苏阳的父亲在50年代末“支边”中，移民到银川，在氮肥厂工作。
次日清晨，苏阳推开门，眼前是只有几排房子，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黄土。整个童年生活中，苏阳并没有机会听到多少音乐。只是偶尔路过家属院旁边的农田时，会听到田野中农民唱宁夏小调和断断续续的民歌。
他听到黑人音乐的田野录音那一天，依稀回想起儿时农民在到稻田边哼唱的一句歌“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金川银川米粮川”。后来，他了解到，在宁夏，只有银川平原附近是鱼米之乡，银南、银北的很多地方，更多的是多年干旱。其中，很多地名却与水有关：大水坑、草泥洼、喊叫水。
“我不知道别人看了什么感觉，我觉得很苦，怎么可能是金川、银川、米粮川呢？”苏阳说，他接着写下了这样的词“宁夏川，两头尖……糜子黄，山丹丹花开富两岸，盼只盼那个吃饭不靠天”。
2004年的一天，苏阳在银川富宁街戏社看秦腔，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如果在这样的地方演出一场，会被接受吗？”这间戏社的顾客，大多是中老年人，平日里，台上是秦腔演奏，台下的人在打麻将。
他决定尝试一下，和戏社老板说好之后，他们将门口黑板上本来演出的折子戏《周仁回府》《游西湖》擦掉，写上了“土的声音——苏阳乐队”。之后，他还特意找人印了门票，一张20元。
到了晚上，只有他的几个朋友买了门票，戏社内人数寥寥。他开始唱的时候，奇迹却出现了：免费来看的人堵满了街道。附近街道的居民、民工围在门口。警察接到投诉，赶过来却没勒令停唱，站在那听完才离开。
这次演出观众的反应，让苏阳隐约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方向：在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唱自己见到的生活。从那时起，苏阳越来越多地去到西北的县城、村庄，在民间艺人那里寻找真正的“土的声音”。
苏阳讨厌“采风”这个词，他与民间艺人的交往，是一种类似于朋友的方式。《大河唱》的导演柯永权负责拍摄苏阳。他记得，每次苏阳去说书艺人刘世凯家前，都会在小卖部买上两瓶酒，一箱牛奶拎过去。这让他想起，小时候和大人走亲戚时的情景。
（苏阳演出照）
民间艺人的凡俗日常
2016年6月，《大河唱》的拍摄团队，沿着苏阳曾经寻找民间艺人的路线出发。其中，导演和渊负责拍摄说书艺人刘世凯和秦腔剧团团长张进来。摄影以日常的角度切入。
或许由于这样的拍摄方式，在《大河唱》中，很难看到传承与创新、生活与坚守、落后与现代等拍摄民间艺人故事中常见的脸谱化叙事，他们更多的是在拍摄四位民间艺人们凡俗、琐碎的日常生活片段。
拍摄前，和渊一场活动上见到刘世凯一面。刘世凯烟瘾很大，中途离开书店，去楼下抽烟。和渊记得，已经58岁的刘世凯，一直在琢磨挣钱的事儿。抽烟时，刘世凯还抽空对另一位民间艺人说自己是包工头，对方可以来跟自己一块干活。
刘世凯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县，这里曾是陕西民歌最繁盛的地方。他的父亲曾是当地有名的说书艺人，他从小听父亲说书。耳濡目染，学了一些。后来，当地文化馆看中他说书的才能，吸纳他加入。1976年，他重新回家种田。
他20岁左右结婚，后来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一个两岁孩子。为了养孩子，他在冬季农闲时，开始去西北的各个村庄说书。他在宁夏盐池县说书时，认识了一个女人，日后成为他第二任妻子，二人陆续生下了3个孩子。
他一度停止说书，办砖厂、包工程，并在80年代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结婚十年后，刘世凯第二任妻子因产后抑郁症去世。他靠说书和承包工程，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带大。
现在，他将两任妻子分别在陕西榆林和宁夏盐池的坟，迁在了一起，打算日后自己也跟她们葬在一起。和渊记得，下葬那天，刘世凯看着棺材说，“我这辈子可能就是个光棍了，但死了我就成皇上了，两个老婆陪着我，左膀右臂。”
和渊觉得，刘世凯最好的说书作品是《刘世凯传》。“把他从小的经历，一直唱到他目前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说，刘世凯和苏阳一样，都在用一种本土的腔调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就像他们身边的黄河在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