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求洁净到追求美丽——湖北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调查

16.07.2015  18:11

 

图为:黄冈市黄州区陶店乡望城村内的地埋式垃圾收集桶。

 

图为:红安县永佳河镇喻畈村,村民自觉打扫家园。

 

图为:钟祥市客店镇明灯村,村民用旧砖旧瓦、磨盘、破瓦罐等建成的村标。

 

图为:被评为“最脏”后,咸安区马桥镇马桥村立刻行动起来,清理了空地上的生活垃圾。

   湖北日报讯 记者彭一苇

   美丽的乡村,曾是很多人寄托乡愁的地方。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方式的变化,生活垃圾正让农村变脏。

   据住建部统计,我国农村有6.5亿常住人口,每年生活垃圾约1.1亿吨,其中近7成未作任何处理,堆在村头、路边、河边。改善农村面貌,成为农民的强烈诉求。为此,去年底,全国启动了农村生活垃圾5年专项治理行动,目标是使全国90%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

   湖北比全国提前一年开展了这项工作。最近,记者前往省内多个乡村探访,发现各地均已动员起来。在一些地方,农民的卫生习惯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环境的清洁,开始追求美的生活。

   7.6 万名保洁员随时盯着地面

   农村的垃圾不再没人收

   黄冈市黄州区陶店乡望城村是一个1200多人的村庄,每天能产生1吨多生活垃圾。

   6月2日,记者来到这里,房前屋后却没找到一点垃圾的踪迹,好不容易在路边看到了一个烟盒,也被村支书江亮喜赶紧捡了起来。

   “想要在评比中得到高分可不容易。”望城村二组保洁员江爱清说。他努力了3个月,终于在今年4月的考核中得到了“最清洁”的评价。“5组的保洁员袁建国连续4个月得‘最清洁’,其他人还得努力啊。”而在村民清洁评比表上,最近获得“最清洁”的人中就有村支书江亮喜。“我是村干部,当然得带头。”江亮喜说。

   与以往村民“各扫门前雪”不同,如今在黄州区,农村已形成卫生保洁队伍,以自然湾组为单位,由小组长或中心户长兼任保洁员。全区已成立村级保洁队伍109个、乡镇保洁公司7家,配备保洁员869名。

   各村的保洁员负责各自的区域,集中起来的生活垃圾则由专门的公司负责清运。在望城村以及陈策楼镇盂钵桥村等地,都可以看到一种地埋式垃圾收集桶,只要桶装满了,就由专用吊装车前来更换。

   “我们成功运用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1000万元,将二次运输的特许经营权给了深圳龙澄高科技环保有限公司。”黄州区住建局副局长余琴介绍。这一尝试建立了县域垃圾收运系统,破解了资金筹措难题。黄州区还以陶店乡望城村为试点,推进可利用垃圾回收,由供销部门在重点村建立一个回收站、配备一辆三轮摩托车,每个回收点安排资金5000元,回收物品、回收方法、回收价格等信息全都公开张贴,农民可用手中的可回收垃圾换取现金或农资。

   黄州区初步实现了“村庄保洁常态化”。而在全省范围内,农村垃圾治理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据最新数据,我省农村保洁员已从去年的5.9万名增加到7.6万名,新开工建设各类垃圾中转站211座,新增密封式、压缩式、勾臂式中转车513台,新增机动收集车1626台。垃圾有地方扔,有专人清扫,为进一步开展农村垃圾治理提供了基础。

   12.33 亿元用于摆脱垃圾围村

   清洁家园唤起对美的憧憬

   要使农村干净整洁,必要的资金投入不可少。

   据省住建厅透露,今年4月份,省城乡建设“以奖代补”资金下达2亿元,重点支持各地村庄绿化美化、垃圾治理等环境整治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各市县人民政府已安排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财政预算12.33亿元,比2014年的9.31亿元增长32.4%,强化了农村保洁工作保障与收运处理设施建设。

   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农民的卫生意识对于村庄持久保洁具有更大的影响。

   “我们村基本没有集体收入,但决定发动群众,让大家能积极参与到清洁卫生工作中。”红安县永佳河镇喻畈村村支书刘春生说。6月8日,记者来到该村看到,房屋依然是旧的,道路、堰塘也没有进行专门的美化修饰,却依然给人一种干净整洁的感觉。

   “开始垃圾治理前,房前屋后,沟渠、塘岸四周,到处是堆积如山的白色垃圾,牛栏、猪圈、厕所随意搭建臭气熏天,柴堆等杂物也杂乱无章,面对这样糟糕的情况,大家不知道从何下手。”刘春生回忆。经过全体动员,村里掀起了一场大扫除运动,男女老少从自家房前屋后开始,清除了有碍交通的小茅厕、废弃的牛栏猪舍,进村的道路宽敞了,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了。垃圾堆变成了花草丛,粪堆挑到地里作肥料,柴草码成堆,家家门口摆上垃圾桶,村民靠自己的双手,彻底改变了村容村貌。

   “环境整洁了,村民的好习惯也养成了。”喻畈村袁李家小组村民袁洪艳说。他原本在外面做生意,得知村里要搞宜居村庄建设,便返回家乡,在村民的推举下担任了小组理事会会长。自打上任,他不辞辛劳,使袁李家小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袁洪艳这样的乡贤能人在喻畈村里发挥了带头作用,最终解决了全村的垃圾问题。更重要的是,经过共同的努力,增强了村干部与村民的凝聚力,也使大家相信,通过自己的勤劳,过上自信、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并不是梦想。

   “目前,全省已经形成全面动员、村村行动的工作局面。”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国内一些地方不乏此类案例,当地花大价钱将农村修得漂漂亮亮,农民住进了楼房,农民小区像城市小区一样实行物业管理,但这样失去了乡村特色,农民难有归属感,一旦资金支持后继乏力,脏乱差马上回潮。要保持村庄长久清洁,必须依靠农民自身意识的觉醒。

   美丽家园为农民增收万元

   留住乡愁不再是梦想

   农村垃圾治理,有人认为是面子工程。但在钟祥市客店镇明灯村村民看来,垃圾治理为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山清水秀,还有真金白银。

   在明灯村山坡上湾,矗立着一座村标。6月11日,记者在这里看到,石质的墙体露出自然的斑驳,“明灯村”三个红色大字镌刻其上,旁边一扇打开的门框仿佛在期待游子归来,古朴又有韵味。而走近一看就会发现,村标是用旧砖旧瓦、磨盘、破瓦罐等建成的。

   “原来村里废弃的坛坛罐罐、破砖烂瓦,闲置的磨盘石磙、猪舍马槽到处都是。”村民吴德喜说。自从开始搞美丽乡村建设后,村里先是建立了垃圾分类收运体系,设立了专门的资源分类中心,家家户户门前摆着三个竹筐,将垃圾按可回收、不可回收、有害进行分别收集。大家齐心合力使村庄环境焕然一新,“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现象不见了,现在用堰塘水浇的菜,不仅肯长,还发病少、生虫少。”该村8组村民陈维贵说。

   整洁的环境没人再忍心破坏,村庄变干净了,村民开始追求美、追求生活情趣。他们发挥创造力,用旧砖旧瓦改造路沿、水边、田埂,废旧的坛坛罐罐、酒瓶被镶嵌到了墙上、围栏上。磨盘、石磙成了村庄广场上的装饰品。闲置的犁、耙等农具被收集起来,成为展示传统农耕文化的道具。村口的路边,摆着一溜石头,上刻着二十四节气。村中一棵树龄1200年的朴树更是享受挂牌保护的待遇。

   废旧利用留住了乡愁,农具农事留住了记忆,村中的山、水、房、树也就成了吸引游客的最大卖点。120多个生态庭院、80多个景观点构成了“一步一景”的村庄。“村子变美,有人来观光游玩了,我就把家里的猪圈拆了,建成了农家乐。”村民李廷兵说,来客在这喝喝农家茶,品尝农家菜、采摘新鲜蔬果,乡土味道油然而生。

   今年“五一”,明灯村接待了慕名而来的游客1300多人,比去年多出一倍。目前,全村发展采摘观光农业200亩,农家乐48户,从事乡村旅游的村民有300多人,每户年平均增收万元以上。

   这一切仅仅是从打扫自家房前屋后开始的,村民们谁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所有的整治措施花钱并不多,镇里以奖代补一部分,农民出一部分,最终激发了大家的主人翁意识,花小钱办大事。”客店镇党委书记刘涛说。今后,明灯村还准备挖掘整理九道湾与八折河的民间故事,进一步释放乡土魅力,让留住乡愁不再是梦想。

   考核评比改变千百年陋习

   催生村庄“比美”潮

   要改变农民千百年来的卫生习惯不容易,在农村垃圾治理的前期,考核评比机制是培养农民卫生习惯的有效手段。目前,我省已建立起一套机制,对村庄环境治理的考核成为常态。

   咸宁市双溪桥镇九彬村是一个自然生态型村庄,6月4日,记者在这里看到,村中不仅环卫基础设施齐全、村委管理过硬,最关键的是村民具有很高的保洁意识与良好的生活习惯。

   “我们村是咸宁最干净的村之一。”83岁的陈恢胜说。这一荣誉足以使村民脸上有光。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咸宁市开始每季度评选十个“最洁净村庄”和十个“最脏村庄”,评选结果均在当地媒体公布。

   九彬村获得了荣誉,相反的,获得“最脏”称号的村庄,脸面上着实挂不住。“自从上季度得了个最差后,村干部全都动起来,说啥也要在下季度摘掉这个帽子。”咸安区马桥镇马桥村网格管理员胡红云说。从马柏大道至马桥村四组附近有一片空地,经常有建筑垃圾倾倒,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大型垃圾场。村里的垃圾池长期无人清理,都长了草。这次成了“最脏村庄”刺激了大家,村委会立即进行了清理行动,空地上的生活垃圾全被运走,垃圾池也进行了清理。记者现场看到,经过清理的空地上已经竖起警示牌,与之前暗访拍摄的照片相比,情况大为好转。

   “评选活动解决了很多老大难问题。”咸宁市住建委村镇建设科科长廖承武说。如通城县塘湖镇狮子村河岸两旁的垃圾,多年治理不好,市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好多回都没用,这次被评为“最脏”后,县、镇领导亲自督办,投入15万元,组织人力、机械对河道、公路、田边地角的生活垃圾开展了集中清理。

   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省考核市州,市州考核县市,县市对乡镇有“月考”,乡镇对村组有“周考”甚至“日考”。很多村庄建立了多方监督机制,开展“村民互评”、“村民评保洁员”、“保洁员评农户”等活动。从目前效果来看,各种考核机制强化了责任压力,增强了村民主人翁意识,有效改变了村民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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