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经济增长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在即，一项重要议程是研究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这一时期经济目标如何确定备受关注。按照此前十八大确立的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未来5年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在6%到7%之间。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在多个国际、国内场合表示，虽然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是政府拥有充足的政策工具。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要立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业内人士认为，新常态下中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实现“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核心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体制机制约束生产要素优化组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有较大变化，2002年—200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为5%—6%；而2008年—2013年，增长幅度下降到2%—3%。

　　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这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

　　“通俗地讲，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大于投入的差值。因为这个差值很难归到是哪个生产要素产生的，所以称其为全要素生产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说，全要素生产率是基于要素投入的整合，有形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这也是三个基本生产要素；无形的生产要素包括管理、技术。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看做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

　　刘尚希表示，从系统和整体上出发，全要素生产率是生产要素“1+1＞2”的部分。差值越大，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差值越小，全要素生产率越小。“没有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就为零。有了生产要素，还要讲究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形成‘1+1＞2’的效应。但这不是要增加某一个生产要素，而是要讲究一定的配比组合，也就是需要创新技术工艺、企业组织和商业模式。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不同商业模式带来的生产率不一样，只有进行资源优化组合，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刘尚希看来，近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一些体制机制约束了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导致生产要素的产出功能下降，生产率不高。比如劳动力要素方面，现有户籍管理下的城乡限制，使农民工大多不能在城市落户、扎根，流动性高，并使其不能在一个岗位长时间工作，不能形成劳动技能积累，也就不能成为熟练劳动者，也难以提高其收入水平和获得在岗教育机会。这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因为不断地招聘新人，不断地进行培训，不断地走人，就更谈不上创新了。我国的教育多偏向一般教育，职业教育相对不足，劳动者相对来说缺乏快速适应能力，而职业学校出来的技工也因流动性过高而不能形成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这跟社会体制机制有关，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

　　刘尚希分析说，在资本要素方面，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未能根本解决，需要资金的企业很难及时获得资金，即使获得了成本也很高，这就导致资本配置扭曲，资本效率低下；资本期限配置也存在一些问题，企业需要长期资本，但社会提供的却是短期周转资本。土地要素方面，现有城市国有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利用与国土空间规划也有需要改革和完善之处。

　　“经济放缓，潜在生产率下降，问题离不开传统的三个基本生产要素，根子还在体制机制上。”刘尚希认为，人口红利下降问题需要仔细分析，当前人口数量红利下降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质量红利上升可以弥补这一缺口，现在的问题是人口质量红利的上升赶不上数量红利的下降。另外，资本和土地要素空间受限，不能光靠扩大资本提振内需，长期经济增长需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近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人口红利不断减少，农村资源转向城市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效率有所提高，但这个过程即将结束。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函数中间的索洛余值，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此外，技术进步的因素也需关注。IMF分析指出，科技成果尚未充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制约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综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按照吴敬琏的说法，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增长，就是我们最近20年来一直努力想实现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增长动力或者实现增长的源泉因素。这是第九个五年计划提出的，但至今没有完成。

　　楼继伟曾表示，现在的关键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增长。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就需要抢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也就是在最后5—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比如农业改革、户籍改革、劳动关系改革、土地改革、社保改革、创业就业等，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问题，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刘尚希建议，要用系统思维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财税方面，要采取鼓励研发创新、加速折旧、加强职业教育培训等优惠政策，同时，要积极推进城镇化和户籍改革，促进建立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劳资关系，提升人力资本，加强技术创新，教育、卫生、社保、养老等相关措施也要跟上。“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劳动力要素就像物理学上的分子剧烈运动状态，不容易形成人力资本积累。今后的城镇化不能仅是‘物理反应’，而要成为一种‘化学反应’，使整个经济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使各种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这种生产要素和社会要素在新的时空上的重新聚合，是一种新的文明状态。”

　　“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劳动、土地等多种要素的投入，因为资本、土地等要素很难有太大的改善，所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核心的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组织创新等因素。”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项目研究主管高连奎表示，农业机械化、工业自动化以及生产工艺的改进等，未来仍然有较大改进空间，智能制造等大家热议的工业4.0值得期待。

　　“‘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才能够实现转型。政府干预经济的体制需要改革，只有推进反垄断、国企改革等，才能更好地促进公平竞争并激励研发；税制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动力，目前税制激励的是规模和全产业链，不利于创新；金融改革方面，要让资本市场能够直接激励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表示，当前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聚集在新要素供给方面，将信息、制度、知识、教育、创意、空间进行聚集，需要做到“规模收益递增”。

　　中国农业产业基金董事长吴文军表示，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着手，宏观层面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发挥经济、行政以及法律等手段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采取合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加财政教育支出，释放农村改革红利，鼓励技术创新等。微观层面，主要是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来提高自身企业生产要素生产效率，最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IMF预测，下一步，如果中国把正在试点的自贸区改革等推广到全国，这对中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年度贡献可达到0.8%；再全面推进和落实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制度改革，该生产率可再提高1.3个百分点。IMF给出的测算数据显示，如果中国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坚定不移推进改革，那么，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今后5年将达到5%—6%。

　　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经济增速的放缓加重了学界对我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

　　吴文军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经济增长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需要找到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未来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主要靠全要素生产率拉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能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高连奎分析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产业结构陷阱，二是生产率陷阱，三是社会需求陷阱。其中，产业结构陷阱最应引起注意，中国要进行产业升级，向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这才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方法。同时，要对传统企业进行更新改造，加大自动化、智能化的水准。此外，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那就是福利保障问题。“做好这些，中国完全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张平则更为乐观。他表示，防止金融动荡和社会动荡即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不仅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为经济的大波动会导致创新中断，这更为可怕。“保持市场化的改革与稳定社会经济是同样重要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仍较高，只要没有大的波动，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中国就能成功跨域‘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