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土地上的税收故事

　　坐落在河南省新县新集镇的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税务总局旧址，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这里是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的税务总局。
　　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打开记忆的大门，历史再一次聚焦那一次次硝烟战火……在鄂豫皖的土地上，罪恶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漫长的岁月，处处燃烧着战火，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敌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手无寸铁的鄂豫皖人民进行屠杀，使新县30万中国同胞含冤而死……巍巍大别山，红色鄂豫皖，饱受屈辱，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争。土地革命时期，以新县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抗日战争期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的第一枪。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掀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狂飙，由此拉开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全面反攻、解放全中国的序幕。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老一辈税务工作者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税收事业，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方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1 高收入多纳税：累进税引入苏区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之一，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区，绵延数百里，扼京汉和津浦铁路的要冲。
　　革命可以从“五抗”（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和废除苛捐杂税开始，可根据地的建设和红色力量的存在仍然需要大量的钱粮支持。由此，在走过了“打土豪”筹款的初期阶段后，一种与共产党人渊源甚深的税收制度被次第引入各大苏区。这种税制叫累进税，因为收入越高越需要负担更大比重的税收而被称为“良税”，而这与强调“剥夺者被剥夺”的“共产”意旨不谋而合。于是，当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其不朽名著《共产党宣言》时，顺理成章地将这一具有鲜明阶级立场的税收形式列入自己的政治诉求。几乎每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熟通此书的精神，所以几乎每个苏区的税收主张，都把累进税推为首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累进税制，大体经历了设计、制定、实施、调整和完善等过程，是一次税收实践活动的成功范例。探索税收制度，创新征收管理，为新中国的税制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1930年9月，中共鄂豫边特委发布了《关于征收累进税问题的通告》，以此为标志，农业累进税开始在根据地内普遍实施。《通告》对征收目的、纳税人、征收范围、税率、征收管理办法、免税等内容都有详细规定。11月，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的《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经济政策》指出：“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制定简单统一的累进税收制度……苏维埃政府要“正确运用累进税则，坚决反对没收式的‘累进税’……这既是苏维埃政府的税收政策，也是制定苏维埃税收的原则。”1931年7月，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商业累进税之规定》，此《规定》包括佣金税、营业累进税、进口累进税和特种税。其中征之于坐商的营业累进税和征之于进口行商的进口累进税都采取六级全额累进税制，月（次）营业额在150元以下免征，160元~200元税率为5%，600元~700元税率为10%。进口累进税相当于中央苏区的关税。作为与白区经济战的重要手段，海关税务分局能够每月收到四五百块的银元。可以说，累进税制的施行确保了鄂豫皖苏区的财政汲取效率，税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
　　2 光耀税史：苏维埃政府税务总局创立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税务总局，是我党成立时间较早、税收制度和组织体系较为完善的革命根据地税务机关，不仅有力支持了苏区革命战争、推动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开展，而且为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经验，是我国税收发展史上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1931年7月，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税务总局成立以后，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税务机构组织体系。总局下设机构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内设机构，二是派出机构。内设机构有5个，分别是农业累进税管理科、商业累进税管理科、政策规则管理科、秘书科、便衣队。派出机构按对内对外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负责根据地内部经营征税的税务分局，下设征收所、检查所和便衣队；一种是负责赤白交界进口和出口的海关分局，下设征收处、检查处和调查处。
　　根据地发展到鼎盛时期，税务总局共设置税务分局和海关分局27个，其中，鄂东北11个，豫东南7个，皖西北9个。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鼎盛时期，年财政收入达800多万块银元，征收粮食30余万担，其中，通过税收组织的收入占根据地财政收入的40%以上，有力保证了战争的需要，并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稳定和壮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展农业，拿出专门资金建立了种子、耕牛调剂站，兴修水利，开办农场，成立农村合作社，改良生产技术，发放农业贷款等。工业生产也离不开税收的支持，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了鄂豫边军委兵工厂，被服厂，包括缝纫、针织、制鞋、染坊等车间。
　　3 300勇士：在枪林弹雨中征税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税务总局旧址陈列室的穹顶上，28颗红星熠熠发光。那中间的一颗大星代表当年的鄂豫皖苏区税务总局，周围的27颗小星寓指建立在苏区各地的税务局、海关分局。80年前，那漫天的星光，曾经将整个苏区渲染成了满目的赤色。正是28个税务机关的300多名税务干部用生命换来的一笔笔税款，为这块土地上的苏维埃革命支撑了整整7年，即使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苏区的税官换上便衣掖上手枪，仍继续活跃在各个可能集聚了可观税源的地方。
　　为了保障对革命的财政供给，以游击方式进行征税的鄂豫皖税官不仅要付出辛勤的汗水，还要随时准备着献出生命。在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税务总局旧址陈列室，列示了有案可查的110多位“税收英烈”。这样大的数字已经让人怵目惊心，几乎所有的牺牲者都没有超过40岁更是让人唏嘘不已。其中有一位女税官黎本清，收税途中遭遇民团包围，遇难时还不到22岁。
　　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后，鄂豫皖边区的革命进入了最艰苦、最险恶的游击战争时期。在3年游击战争中，红28军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锻造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并带动了地方武装和便衣队的发展壮大。
　　到1937年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保卫战和游击战。在战争环境中税收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但通过游击和便衣收税的方式，征收工作却一直没有中断过。税官除了搞经济、搞交通、捉土豪、买物资、掩护治疗伤员外，还积极争取甲、保、乡长为共产党工作。地方保甲、乡长白天为国民党办事，夜晚秘密为红军征粮收税，被人们称为“红底子、白面子”。正是这种特殊的税款征收方式，既分化了地主阶级，使共产党的影响渗透到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又保证了一定数量的税收来源，为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让红色税收的旗帜始终飘扬在了巍巍大别山上。
　　4 税收便衣队：为民族解放流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留下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重建红28军，并与中共鄂东北、皖西北道委一起，领导边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由于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优越的地理环境，红28军紧紧依靠群众，纵横驰骋，游击战争得到广泛开展，红军和地方武装均有较大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此进入新的历程，鄂豫皖人民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8年抗日战争。
　　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日战争这一阶段成为鄂豫皖税收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在红28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时，其给养主要是由税收便衣队解决。便衣队通过打土豪和发动群众，源源不断地将衣服、鞋子、牙刷、牙膏、电池、电筒、雨伞等生活必需品送给红军。红军的伤病员，也是靠便衣队安置在群众家中或山林中，便衣队还要负责安全和医疗护理，照顾得无微不至。如灵山便衣队在3年游击战争中就接受了70多名伤病员，在便衣队精心掩护下，无一被敌人发现。税收工作在8年抗战的特殊时期饱受战火洗礼。在残酷条件下，税务工作者坚持开展为军队筹粮、搜集情报、突袭敌人的据点等工作，保障了红军指战员无后顾之忧，轻装上阵，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对此，鄂豫皖省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郑维山评价说，这是“了不起的创举”。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奋起的民族解放战争。根据中日两国军事、经济力量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我国在战争初起时，即在中共倡导下，结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了全面、持久抗战以制胜的战略与策略。这一战略策略的主要根据，是我国广大农村拥有源源不竭的人力、物力和广袤的地域条件，足以成为长期抗战的力量源泉，而最终战胜国度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侵略者。因此，中国农民被历史猛然间推到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受到全国各政党团体和全社会的一致推重，抗战的最后胜利“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成为社会的共识。
　　在鄂豫皖根据地，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税务工作者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的环境要求税务工作者围绕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之下，像士兵一样以服从为天职不放弃筹备粮草。他们与农民群众日益紧密的结合与融通，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最为鲜活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