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心得体会文章之四

　　增进历史认同        增强道路自信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体会

　　法制研究中心党支部    傅    立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集中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学习贯彻好讲话精神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每一位党员同志都必须全面系统、融会贯通地学，必须带着深厚的感情、带着执着的信念、带着实践的要求去学，必须有一个持续推进、不断深化的过程，切不可囫囵吞枣、浅尝辄止。

　　对于习总书记的讲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就是——自信。他反复强调，“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我理解，这是新一届党中央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成功经验，在科学谋划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中国梦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关头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新时期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对此，我一直在思索：这种精神状态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或者说，这种精神状态的力量源泉在哪里？我今天要汇报的学习体会也由此展开，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在共同的历史认同中寻找自信的力量

　　对于这一点认识，还得益于普京治理俄罗斯给我的启示。

　　        自从1991年12月26日苏联宣布解体后，俄罗斯作为前苏联遗产的最大继承者，一直受到世界的高度关注。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几乎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经济凋敝、物质匮乏、社会治安恶化、腐败丛生、寡头政治横行，民众丧失了对国家的信心。

　　2000年，普京任总统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令世人耳目一新：他下令，将坐落在克里姆林宫旁的无名烈士墓上装有伏尔加格勒泥土的石墩上所镌刻的“伏尔加格勒”几个字重新恢复为“斯大林格勒”；把苏联时代的五星作为俄军军旗图案和军徽图案；恢复苏联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旋律为俄罗斯国歌。这些前苏联人民曾经共同的光荣、共同的历史记忆唤醒了每个人心底沉睡的民族自豪感！在此后的民意测验表明，俄罗斯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度有了明显的上升，对国家未来的信心也明显增强。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能够迅速从乱局中稳定下来，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俄罗斯人从历史的认同中找到了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走向新生的自信！

　　其实，这样生动鲜活的案例我们自己也有。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党能够实现全面、科学地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能够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就是很好的例子。

　　        邓小平在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一生中正确的部分，它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他告诫全党，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其有高度的认同感。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团结和凝聚10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如果放弃这面旗帜，我们的党、国家、民族必将陷入思想的混乱，人民必将重新遭受更大的苦难。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正是有了这一清醒的认识，我们党才得以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我们党才得以顺利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得以奏响改革开放的伟大乐章。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不仅善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且善于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13亿人民的思想旗帜，就是当代中国各族人民最大的历史认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让国人更加自信

　　        2008年12月18日召开的纪念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风雨历程，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主要有八个方面：

　　  (1)建立全面物质生产体系。中国已经由初级工业经济转变为高级工业经济，包括钢铁、家用电器在内的许多工业产品生产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也不断扩大。2013年中国GDP总量约为9.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WEO）显示，若以购买力平价算法来衡量GDP，中国经济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两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分别为16.5%和16.3%。

　　(2)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3)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完成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

　　(4)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稳健。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政府主导、大力投资和不断强化的工业经济使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社会经济取得全面进步。

　　(5)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13年人均GDP达到6767美元，在世界排名第82位。

　　(6)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30年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增长了16.7倍。

　　(7)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8)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

　　        事实胜于雄辩！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值得全国各族人民拥护和信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如果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我们再比较一下当前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热点国家的发展状态，就能获得更加清晰明了的认识了。

　　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慨叹：“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所谓的改革使俄罗斯倒退了20-30年。

　　        (1)经济领域：国内生产总值急遽下降，现代工业大国变成原材料附庸。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1985年时，俄罗斯经济总量是中国的2.5倍，现在只有中国的1/5。

　　(2)社会领域：分化混乱、人口锐减1亿多。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5年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平均寿命的63.4岁还低4.8岁，这使得俄罗斯成为全欧洲男子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

　　(3)社会治安领域：犯罪猖獗，罪犯逍遥法外。剧变十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是世界上人口犯罪率最高的国家。        (4)国家职能领域：严重退化。 透明国际 全球清廉排行榜显示，俄罗斯2010年第121位，2013年第127位，与巴基斯坦、马里、黎巴嫩并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5)精神道德领域：社会盛行“丛林法则”。理想信念混乱，伦理观念混乱，丧失了传统的善恶观念和区分是非的能力，社会道德基础恶化，精神世界全面倒退。

　　(6)国际地位方面：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

　　面对如此悲惨的处境，1994年，著名作家、前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去世前十分悲伤地谈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

　　        有一位年轻的大学女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番话对我们很有教育和启示意义，她说：“苏联解体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突降了一半。过去我总认为，‘理想、信念、主义、道路’这些东西虚无缥缈，我的理想一是有个好工作，二是有个好家庭。但俄罗斯近十几年社会发展实践的惨痛教训告诉我，那些似乎虚无缥缈的‘理想、信念、主义、道路’，实际上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乃至于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命运都息息相关的。”

　　再看乌克兰。在前苏联，乌克兰的军工与农业都很发达，它的经济是最好的，不仅曾是前苏联的‘粮仓’，还是货真价实的工业发达国家。

　　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黑土在乌克兰。乌克兰是前苏联的钢铁基地、石油化工基地、舰船制造基地，拥有占世界前沿的高科技技能。

　　        但自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以来，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急剧下降，经济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堪称独联体之最。特别是2004年的“橙色革命”，更让乌克兰的经济遭遇了重大打击。2013年11月开始的新一轮政局动荡，已经是让乌克兰的经济、金融系统摇摇欲坠。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造成了严重冲击，不仅西方世界属于发达国家阵营的小国经济政治形势全面告急，国家信用等级一降再降，而且传统的大国强国的“商业大鳄”纷纷倒闭，经济政治也都一片萧条。而我们由于反应迅速，果断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很快初见成效，国际社会给予了积极评价。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指挥和控制体系实际上比其他市场经济体系更有效。”法国《欧洲时报》认为：“包括‘制度优势’在内的‘中国特色’已成为中国信心的有力支撑。”我注意到，在此次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稍有风吹草动，西方世界立刻就能刨制出“唱衰中国论”，然而，正是由于我们在此次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令世界刮目相看，甚至全体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都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拯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的主要力量。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今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充分肯定！

　　通过上述这些不争的事实，通过这些正反对比，又有哪一个人会否认中国今天的成就，又有哪一个人会怀疑中国明天的梦想呢？可以说，值此乱世之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当倍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蒸蒸日上的社会发展环境弥足珍贵，倍感各项事业建设成就来之不易，倍感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三、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自信中国应有的担当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当前，我们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并列举了11个方面。

　　        2012年，中国知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通过他的社会研究，提出中国一系列社会问题中最突出的十大矛盾：⑴权力过于集中。⑵社会透明度太低。⑶舆论千篇一律。⑷腐败盛行。⑸贫富两极分化，已超出了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成为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之一。⑹半世袭制、类世袭制。⑺道德滑坡。⑻剥夺农民，城乡差距太大。⑼等级森严，特权普遍化，和群众产生距离。⑽既有过度市场经济，又有退回简单商品经济倾向。

　　针对日益突出和尖锐的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的政治报告给出了明确回答，中国共产党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恢弘启幕，15大领域60项改革任务，顶层设计按轻重缓急谋篇布局、渐次铺展推进。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截止目前，已经召开五次会议，研究的都是各个领域的重大改革方案。确保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得到有序、有效的落实。

　　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成立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各种风险挑战，自觉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为全党做出了示范和表率。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继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彰显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赢得了民心。

　　四、以史为鉴增强法治自信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认识到，治国平天下，必须寄托于法。

　　战国时代齐国著名哲学家尹文就指出：“国乱有三事，……治国无法则乱。

　　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法治思想出现过两次质的“突破”。

　　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法治“突破”。直接针对的是儒家尤其是孔子的德治、仁治、礼治思想；其目的在于起弊救衰，拯救时局，富国强兵，治国平天下。也涌现出了管仲、商鞅、韩非、李斯等一大批法家代表性人物。可以说，如果没有管仲的倾力辅佐，就不可能有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如果没有商鞅的智慧，秦国也不可能从一个边陲小国逐渐发展壮大，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如果没有李斯，秦王嬴政更不可能在仅仅亲政十年后，就吞并六国，结束了长达500多年的群雄割据、战乱不断的状态，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历史学家说，没有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就没有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史，更不会有今天的中国。这些史实充分说明，法治的力量对秦王朝的建立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是起了极大推动作用的。

　　第二次是明末清初以来的突破，社会逐渐形成重视“法治”的观念，乃至阐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早期的杰出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孙中山等。

　　梁启超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使用“法治”话语的文论，使“法治”或“法治国”成为他表达法政思想和治国主张的重要概念工具。

　　1905年，梁启超深刻而又迫切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急需法治主义的改造，而其重要的突破口在于进一步系统全面地阐述中国古代法理的研究价值，因而专著《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法治主义”。他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后就清醒地认识到，推翻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只是辛亥革命的初步成果。只有确立了民主立宪政体，才能真正完成政治革命的根本任务。因此，孙中山1912年1月初就确立的“建国”原则是，“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与此同时，他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任在法律上大有造诣和建树的伍廷芳为法部总长，并迅速成立编订法律和命令的法制局，并表示“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孙中山、宋教仁、黄兴都认为宪法为共和立国最重大和最关键的保障，是确立民主立宪政体的头等大事。在辛亥革命之后的10个月内，相继颁布施行了一大批重要的法律。其中，效力等同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华民国民主立宪政体的大致法律框架初步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治政体的雏形也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治建设也是成就斐然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快就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体制。毛泽东同志曾说，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迅速制定颁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痛定思痛，在深刻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正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任务。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的民主法制思想的指引，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更不可能有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24日在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研讨会时所讲的，“不忘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今天，当我们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憧憬民族复兴梦想的时候，更应该牢记这些历史，因为这是引领我们满怀豪情充满自信地走向未来的力量源泉。